香港的流浪汉能参加“世界杯”，还被召集侃时事

小小琴

2011年08月03日21:32 来源：南方网

摘要：“流浪”，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浪漫的词，以为独自出走就是一种无牵无挂的洒脱，但对另一群人来说，流浪可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露宿者，社会最边缘的一群人。

去年香港救世军开展的“城中汉子”项目里，郊游是颇受流浪者欢迎的活动，去沙滩去山野放松身心，封闭的内心也逐渐打开。

“城中汉子”救助的流浪者通过团队游戏培养生活热情。


香港曙光足球队每年参加流浪者世界杯，通过激发流浪者对荣誉和友情的渴望来恢复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本期主题：深港流浪者救助

　　之前，还在担心明天吃不吃得饱，现在却要代表香港去参加比赛，有梦想不再是件奢侈的事。

　　———Alan 香港曙光足球队队员

　　一起煮东西吃，气氛就像一家人，各自讲讲自己的故事，真是件好开心的事

　　———陈伯 香港救世军露宿者综合服务曾经救助对象及义工

　　“流浪”，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浪漫的词，以为独自出走就是一种无牵无挂的洒脱，但对另一群人来说，流浪可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露宿者，社会最边缘的一群人。

　　一把长椅，一根水泥管，都可以成为他们今夜的“家”，一块被人丢弃的面包可能是他们今天的全部伙食，繁华的都市，他们永远隐没在角落里。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忘掉了他们。在香港，不仅有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帮找工作，甚至有人为他们组织球队，每年去国外参加流浪者世界杯；有人带他们去郊游，组织团队活动和时事讨论，让流浪者们一点一点地重塑面对社会的信心和能力。

　　反观深圳，虽然社会也给他们提供一时的应急帮助，但流浪者的长远救助仍然苍白，更别论多元化创意式的救助方式。民间力量的缺失、救助方式的应急性和单一性，应该引发深圳公益慈善领域的反思。

　　随意抽烟爆粗口的流浪者也学会尊重规则，避开球场去过烟瘾

　　在香港有一支特别的足球队，它的名字叫“曙光”，用创建者吴卫东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足球可以让队员们重获人生的曙光，因为队中所有的球员，都曾经是被救助的流浪者。

　　“曙光足球队”的创办者吴卫东是香港小区组织协会(简称SO C O )的社工。2005年，当他了解到这个世界竟然有一个帮助流浪者重回正常生活的“流浪者世界杯”足球赛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在过去的救助中，SO C O给流浪者提供吃住，甚至帮他们找工作，但很多人仍走回老路，“一时的救助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反思促成了曙光足球队的成立。

　　每年的2月至3月，球队会联络一些关注边缘人群的团体，例如戒毒或者戒酒团体，从中选拔流浪者球员。社工邱建文（Sonny）介绍，选拔的准则有两个，一是选球技好一点的人，二则请社工推荐“表现好、有进取心的”人。

　　有时也会与一些大公司的足球队进行慈善赛，这些赛事往往可以帮助曙光足球队获得前往国外比赛的费用，“出国参赛需要十几万到二十万港币”。

　　“一个礼拜训练两次，一次两小时，现在有些专业的教练帮助我们，包括香港最顶级球队的教练。”不过Sonny介绍，入选队员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太好，长期的露宿生活消磨了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会慢慢来，从最简单的训练开始。”

　　露宿者经常会沾染一些不良习惯，酗酒、吸烟和爆粗口等，于是曙光足球队有了“十大规定”，包括不在球场吸烟、饮酒、不互相借钱(防赌博)、不讲粗口等。习惯了自己散漫生活的“流浪汉”们能做到吗？

　　“光是不吸烟就非常难了。”不过让Sonny欣慰的是，“他们如果想抽烟，会不好意思地说‘我走开一会’。这对习惯了随意抽烟爆粗口的流浪者是个难得的改变。他们还是会吸烟，但不会在球场上，也不愿被社工们看到，避走吸烟说明他们开始懂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开始对自己提要求。”也有球员踢球时情不自禁地有爆一两句粗口，“有时候一句粗口喊出来，喊到一半他们大概就开始后悔了，你就明显听到后半句声音弱下来到没有”。

　　每一届球队，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最开始输赢都无所谓，输球后也只是互相埋怨队友，而到最后，整个团队都“想赢”，“不再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在国外比赛时，有球员在输球后默默流泪，而队友则立即上前安慰，那是很感动的画面”。

　　随队参加过2009年和2010年两届流浪者世界杯，Sonny感慨：“对流浪者来说，他想赢，说明有了斗志，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露宿者们今后也需要这样的斗志去找工作、去生活，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少不如意的事。曙光足球队希望可以给球员一个家的感觉，有一个团队支持你，无论如何都有一班老友挺你。”

　　曙光足球队从2005年开始共参加了6届流浪者世界杯，曾经的流浪者A lan参加了2007年丹麦哥本哈根流浪者世界杯。

　　淡漠又自卑的流浪者在团队和比赛的激励下开始学着表达自己

　　A lan十几岁时，父母关系恶劣，年轻人又想要自由，便离开了家，与一群朋友成天混在一起。“那群‘朋友’根本算不上朋友，都是狐朋狗友，怕工作的辛苦，混在一起懒散度日子。”A lan因为没钱去偷盗，坐牢5个月，“法官给我机会，没有判很重，但自己根本不懂珍惜”。

　　因为无钱贡献出来玩乐，“朋友”们便将他一脚踢开，回家也觉得没脸面，于是A lan开始了自己露宿者的生活。

　　“遇到阿东(吴卫东)是2006年的事。”A lan回忆，“他问我要不要踢球，还说可以给我钱买鞋，我觉得很好，只是没想到之后可以去国外踢球，改变我那么多。”

　　练习中，A lan不怕球冲过来的劲头，得到大家一致好评，于是成了那一年曙光足球队的守门员。“球场上，大家有的曾经吸毒，或者酗酒还有赌博的，但是谁都不会互相取笑，反正都是一无所有的人，反而会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专心运动。”A lan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刚开始觉得非常累，懒散惯了，要改变有点难　　“去丹麦那天，家里人都来送机，那时候我已很久没和家里联系了。”A lan表情变得温柔，沉浸在回忆里，“爸妈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是流浪者世界杯，但他们都来了机场，妈妈还一直担心地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踢球呢’？这种关怀，我很久都没尝了。”

　　来到丹麦，大家紧张起来，“人家很多所谓的‘hom eless’跟我们不一样，有的只是生活困难点，也不会露宿街头，甚至有专业的球员”。在48个参赛队中，曙光排名47，但球员们没有埋怨，“我们知道阿东不是完全为了输赢，他只是想给大家机会都来参与，让大家有新的人生目标和计划”。

　　“Alan年轻，又是流浪者，自信不足，很少讲话，但在一次球队讨论会上，他讲了自己的意见，为什么输，以及对其他球员不同的意见，意见很中肯，让我看到他的勇气、他的改变，放下自己的情绪和顾虑，充分信任大家才会讲这样的话。”吴卫东发现了Alan的转变。

　　其实Alan也觉察到自己的变化：“之前我很容易发脾气，参加足球队后，学会了正确处理情绪，遇到不开心或者气愤的事，会和队友朋友讲，甚至哭出来都可以，而不是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

　　A lan目前和家人关系已经“修复”，还在教会的社区里找了份稳定工作，帮助社区长者，或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踢球、煮饭。无事时，A lan还是最喜欢回到SO C O，和一群老友们踢踢球，吃吃夜宵，“以前认为钱最重要，玩最重要，曙光球队让我感觉到，有事情可以做、有人在身旁、有梦想才最重要
　　今年8月18日，曙光足球队又会飞往巴黎参加这次的流浪者世界杯。

　　组织流浪者吃早餐、郊游，用“城中汉子”的称号鼓舞责任感

　　与SO CO不同，救世军露宿者综合服务是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拨款扶持的露宿者救助机构，同样性质的机构在香港还有两家，分别为圣雅各福群会、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

　　机构的社工们每周有五天去流浪者聚集地探访，鼓励他们主动来寻求帮助。流浪者可以长住救助宿舍6个月，并享有一个月的免费食物，“因为一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到综援”。救世军露宿者综合服务部主任蔡玲玲告诉南都记者，除食宿外，还会帮助联络雇主，为流浪者找工作，跟进他们的工作表现，以及与同事的关系。

　　同SO C O一样，救世军也逐渐感到，仅仅给露宿者基本的救助，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很多人仍旧走回流浪的老路，“他们内心里还是没有摆脱流浪者的影子，必须走进流浪者的心里，把他们拉回社会”。

　　去年救世军开展了“城中汉子”计划，由香港公益基金资助，主要针对单身中年露宿者，蔡玲玲解释：“在我们负责的油麻地旺角和尖沙咀地区，大概有100多名露宿者，这其中男性可以占到95%以上，而又以中年男子居多，女性和儿童非常少。”

　　“用‘汉子’这个词其实主要为了避免总是提及‘流浪汉’这个字眼，这个说法或多或少会伤害他们，而‘城中汉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担当的感觉呢？”救世军的社工们对于这些细节从来不会忽略。

　　救世军为“城中汉子”们准备了很多活动，例如“相约在早餐”，高级主任马泽淳认为，虽然早餐看上去是件小事，但他们会组织流浪者们一起煮食物，“慢慢培养他们自我照顾的能力，加之一起煮早餐营造的其乐融融氛围，大家的关系拉近了，聊聊天、吃吃东西，心情变得非常好”。

　　早餐的“主厨”陈伯煮得一手好菜，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社工和流浪者都说我煮得好，下次你来我煮给你吃。”

　　现在做义工的陈伯，曾经也是被救助的对象，没有稳定收入，又同家里人关系紧张，流浪街头。蔡玲玲两年前认识他，“刚开始他都不理我”。对此陈伯有点不好意思：“第五次见到蔡姑娘，我觉得她是真心要帮我，就来这里了。”当记者问及陈伯姓名时，蔡玲玲谨慎地问：可不可以不出现具体的名字，“就写‘陈伯’可以吗”，言语中保护意味十足。

　　早餐吃好，运动自然也少不了，“城中汉子”计划鼓励大家多参与体育运动，“流浪者们可以去租场地，打保龄球、羽毛球等，我们会补贴大部分的费用，而他们自己承担一小部分费用”。

　　运动的升级版则是“菁英运动计划”，“就是团队运动啦，因为要求高一点，所以叫‘菁英’，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足球队呢。”马泽淳回忆，流浪者们刚开始踢球时，“由于缺乏锻炼，上场没几分钟就气喘吁吁，同其他组织的球队比赛也输得很难看。”但他发现，队员也在悄悄改变，“烟慢慢抽得少了，酒也喝得少了，有比赛时，早睡早起，他们告诉我，不想输得太难看”。

　　郊游也是颇受欢迎的计划项目，“很多人(流浪者)都几年未去过沙滩，况且一个大男人也不太好意思独自去海边或野外玩，其实到这些地方郊游，能放松身心，大家心里非常喜欢。”蔡玲玲说。

　　“每次出去都玩得非常开心。”陈伯发现平时一些不喜欢说话的人，出去玩时“好像都变得话多起来，大家一起在沙滩上打球、烧烤，同普通人也没什么分别”。

　　聚会讨论时事已成流浪者们的最爱，有效消解自己与社会的隔阂
　　“城中汉子”计划中“摆龙门阵”应该是成本最低但最受欢迎的活动了，一周大概一次，露宿者们聚在一起，聊聊天。“之前发现虽然大家住在一起，却很少交流，流浪者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李志威是“摆龙门阵”的负责社工之一，“有人提议搞一个‘男人小组’，后来电视节目有‘龙门阵’这个名字，我们就借来用了。”

　　李志威坦言，最初叫大家一起来聊天，摆龙门阵，并没有得到热烈响应，“最后告诉他们，有一餐饭吃，才有人勉强来了”，“但是现在，已经不用再拿饭诱惑他们了，经常有人追着问‘几时摆下次的龙门阵啊’”？

　　虽然前来“摆龙门阵”的流浪者们都是不同类型的人，经历都不同，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坐在一起后，气氛很融洽，就像陈伯的描述“开心、平静、互相尊重”，就像普通人一样，很难想象他们曾是露宿街头的流浪者。

　　整个“城中汉子”计划，救世军的社工们花了很多心思，同流浪者进行了大量交流，李志威始终提醒自己，不要把“工作者”这个标签放在心里，“我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很多救助对象都是我的长辈，他们遇到麻烦，应该尊重并且尽可能地帮忙”。

　　马泽淳也认为，作为社工，自己的“角色”非常重要，“帮助别人时，如果把自己放得高高在上，非常不应该，尊重应该是相互的”。他发现其实自己在帮助流浪者时，也能从他们身上汲取成长的感受，“有的露宿者年纪很大，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因为一些原因无家可归，却一直坚强面对生活”。

　　深圳尚无救助流浪者的长久规划，救助方式仍以应急为主

　　“我们的工作还是以临时救助为主。”深圳救助站杨副站长告诉记者，深圳救助站主要的临时救助包括住宿、食物、返乡以及工作安排等。

　　“救助站有自己的宿舍，一般要求住宿者不能超过十天。”杨副站长还透露，安排流浪人员返乡也是他们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有独立行事能力的人，我们会直接买票送他回去，而老弱病残者我们会先救助治疗，再想办法。”

　　而对于儿童，救助站也会帮助寻找亲人，平时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担负起教育的责任。

　　“严酷天气时，我们会开放庇护站，比如酷暑或者严寒，还有台风，让流浪人员有个安全的地方停留，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发出的通告。”杨副站长介绍，在庇护站，除了基本的食宿，还有药品、凉茶等等，不过露宿者能有多少人可以看到电视广告，便不得而知了。

　　“对于长远的救助，我们目前尚无此服务，这涉及到社会保险体系的问题，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杨副站长坦承，救助后也很少有流浪者再同救助站联系，救助站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个经历，过去就过去了”。

　　宝安区的救助站情况基本类似深圳救助站，主要工作集中于食宿、返乡和工作救助。站长郭东抒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会派出社工探访流浪者，把救助服务卡派发出去，也为流浪人员开放一个找工作的平台，“但我们不会直接介绍工作，一来资源有限，二来也会有很多纠纷”。

　　今年5月，由民政局公益金出资的“蒲公英万人救助计划”，成为深圳第一个民间的流浪者救助项目。项目负责人何雯介绍，平时一周进行一次探访工作，大运会期间，大量流浪人员都已遣散，所以调整为一个月两次。

　　不过主要的救助对象还是通过街道社区工作坊转介而来，目前蒲公英万人救助计划也有自己的宿舍，可容纳六十几人。“当接收到救助对象后，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他们的需求。”何雯解释，“有人想返乡，我们就转介给政府救助站，有人希望就业，我们则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忙找工作，还有的希望寻找失散的亲人，我们也会尽量帮忙。”

　　何雯认为，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心理上的沟通。之前有位未婚妈妈，情绪一直不稳定，“我们首先要做个‘倾听者’，再鼓励她重新面对生活。后来帮她找到住处，还专门探访她的邻居和房东，帮她建立好的社会关系”。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像香港那样，组织一些救助者之间的互动活动，何雯说：“我认为现在还不适合让救助者互相认识，也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先帮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更重要。”

　　深圳应以政府财政为杠杆，动员民间救助向长远和多元发展

　　在香港，SO CO作为民间组织，并不从政府处领取任何资金，救世军则是由政府公益基金赞助，不同力量都会参加到救助工作中来。深圳的救助工作则多以政府为主，“蒲公英万人救助计划”是民间力量一个新的尝试。

　　而在具体的救助工作上，无论是救世军还是SO CO，香港除了给救助对象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保证，他们更关心如何在心理上让救助者走出“露宿者”、“流浪者”的影子，曙光足球队或者“城中汉子”计划，都希望通过救助者之间的互动，逐渐帮助露宿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而深圳的救助仍旧停留在临时救助的层面，缺乏长远发展。

　　对此，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认为，两地在流浪者救助上，存在发展程度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救助应该分别从‘救’和‘助’两个角度去看。香港在救和助两方面都发展得较为成熟，但深圳仍处于救的层面，助的方面做得有限。”

　　高海燕认为，即便在“救”的方面，深圳也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由政府一手操办，但对社会事务，政府又很难面面俱到，而香港则通过机制的建立，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

　　具体到社会资金如何用于流浪者救助，高海燕认为：“香港政府将资金作为杠杆，利用财政撬动了社会各力量参与流浪者救助，可以说将社会基金发挥效益最大化，而深圳则没有做到这点。”

　　“由于动员的社会力量有限，长远的救助也就变得比较困难，但只管一时肚子饱，不能解决城市流浪人员的问题，重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存能力才至关重要。”高海燕坦言，深圳在流浪人员救助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政府财政应该成为杠杆，将力量分担给民间组织，“利用民间各种资源，使资金发挥最大效应”。同时政府也要考虑建设相应机制，将各种能量囊括，最重要在于方式方法，应考虑被救助者长远的发展，而不是临时应急。

　　下期预告：深港夏令营已现互相渗透趋势

　　“夏令营”究竟是教娱结合的“第二课堂”还是补习充电的“第三学期”？一河之隔的香港更倾向于用“暑期活动”、“暑期拓展”之类的词汇来概括学生的暑期群体生活。与深圳家长“一掷万金”的态度相比，香港家长拒绝“天价夏令营”的态度也更为节制和理性。不过，无论深圳还是香港，优质夏令营都是稀缺品。随着深港教育互动深入，两地均互相借鉴，取长补短，“香港学生参加深圳夏令营”和“深圳学生参加香港夏令营”同步出现，已悄然成为业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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