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爱,等待社工的春天

卢慧 · 发表于 2012-1-2 15:06

社工王沐云(右)说,她在与智力残疾儿童交流中手经常被咬伤。

◤本报记者王光照(左)与残疾儿童交流。

文/本报记者王光照片/本报记者郭建政
有这么一群人,活跃在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之间,他们相信“爱永不止息”,他们期待自己的职业变得不可或缺。这群人有个统一的名字——社工。
然而,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社工的工作,以为和义工没什么区别；也有人非常不解,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后当社工,每个月千余元的薪水如何坚持?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社工本身,但他们依然在执著地奉献着。
感受>> “看着老人们开心,很有成就感”
“社工到底做什么,至今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社工就是义工,或者是居委会的。”2011年毕业后进入济南基爱舜玉站做社工的刘文娟为此有些苦恼,有时候到居民家里走访,敲门时说社工没人搭理,要先说自己是居委会的,进门后再介绍自己是社工。
在济南七东社区居委会二楼的“银发少年”电脑学习班里,马上要毕业的学员们正在和老师讨论课程内容,准备考试。和其他电脑学习班不同的是,这里的学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老人们围在中间、反复称为老师的女孩,是“80后”社工赵杨。
这是记者2011年12月12日看到的情形。赵杨硕士毕业后来到济南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至今已有一年多。
2007年创立的济南基爱,是济南首家非政府社工机构,提供居家养老、青少年辅导等服务项目。
“看着老人们开心,很有成就感。”赵杨认为自己的工作挺有意义,不过也有遗憾之处,社工这个职业社会认可度太低。
2002年,赵杨进入山东大学社工专业,当时该专业有30多个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没有主动报考的。“大家都很郁闷,不知道社工是做什么的,毕业后到哪里工作也说不清楚。”
在刘文娟看来,社工是职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一点与义工大不相同。工作不足半年,刘文娟的工作笔记已经记了三大本。
2011年12月12日下午,刘文娟到高龄独居老人周阿姨家走访,很细致地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咳嗽是否厉害、对蜂窝煤的气味是否过敏、每个月吃药要花多少钱……
刘文娟说,这种看似简单的谈话从专业上来讲叫评估,了解独居老人是否存在潜在危险、生活中有哪些困难,然后由社工整合资源来解决。社工就是资源链接者,最好的服务方式是社工带动义工,义工再带动志愿者。
赵杨教老人们学电脑时,很注意培养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早期社区电脑班的成员,现在又回到班里做助教,成为联系学员的骨干。“助人自助,这就是社工的理念,我们搭建一个平台,有一天社工撤走了,他们自己能发展得很好。”赵杨说。

压力>> “不给家里钱,还要家里贴补”
刘文娟的同事吴京振负责青少年项目,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给二十几个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辅导功课。这些孩子的家长有外来务工人员,有摆摊做小买卖的,基本上没有能力辅导孩子。
在介绍孩子们的背景时,吴京振故意躲得远一点,声音压得很低,“生活条件可以有穷有富,但不能给孩子打上标签。”
吴京振是济南基爱舜玉站唯一的男社工。男社工稀缺,在业内是个普遍现象。大家都明白其中的缘由——工资太低,男人养家的经济压力大,很少有人能扛得住。
经济上的压力就像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儿,考验着每个社工的承受力。本科生每个月1400多元,专科生更低,用这样的工资应付房租、伙食费,十分吃力。
“两三个人合租一户,每个人要分摊四五百元房租,太贵了。”赵杨说,为了节约开支,一些社工只能租价钱便宜的房子,条件差点也能将就。
大学毕业后,经常联系的同学之间互相询问收入。“做社工是收入最低的。班里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做了社工,其他人都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了。社工专业的毕业生,95%以上都不做社工。”赵杨说。
不用与同学比较,就算跟没有上过大学、在江苏打工的弟弟比,刘文娟的工资也没有优势。“有人因收入低辞职了,社工的流动性很大。”
待遇不高,招聘合适的社工很不容易,基爱的网站上一直挂着招聘信息,却招不到人。吴京振说:“本来计划招聘20个社工,最终只定下来三个,有一个妇女项目至今还招不到人。”
吴京振能坚持做社工,跟自家经济条件好有很大关系,“我不需要给家里钱,反倒还要家里补贴。”他用“月光加啃老”形容自己的经济状况。

期盼>> 希望智障康复学校早日搬回市区
刚刚起步的社工机构,因缺少政策支持,也遇到不少阻力。济南基爱智障服务中心,坐落在远离市中心的七贤庄附近。
2011年12月13日上午10点,社工们组织十几个残疾孩子在一楼活动室听音乐,过几天他们要巡回演出。一个刚来的自闭症儿童紧紧裹着帽子缩在门口,学过护理的社工王沐云试着轻轻抚摸他的头,尽量让他适应新环境。
济南基爱智障服务中心主任战玉志的两个儿子也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我也是特殊母亲,能理解家长们绝望的心情,希望得到更多人支持。”2007年,济南基爱智障服务中心创办,当时位于市区内,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有些居民担心残疾孩子吓到社区里的小孩,硬是赶我们走,对面就是公办的智障康复学校,我们却办不下去,心里很不是滋味。”战玉志说,现在他们已经搬了三次家,智障康复不能脱离社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搬回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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