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8名学生支教河南“艾滋村”

yilingche · 发表于 2009-3-18 18:42

作者：马俊朝文章来源：福建大学生在线    不顾同学的好言相劝，不顾朋友的郑重警告，不顾老师的重重担忧，不顾亲人的日夜牵挂，华侨大学8名学生毅然踏上为期10天的“心系红丝带”志愿行之旅，成为福建高校第一批关注河南“艾滋村”的大学生。这一段征途，注定会有寸步难行的艰难坎坷，注定会有形影相随的心理恐惧，注定会有潸然泪下的感人故事……
　　缘起：报社的一份承诺
　　其实，最早只是想申请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因为去年5月份，报社的几个负责人在做宁夏海原教育的调研课题时，曾经对许下承诺：以后，我们报社每年都要组织一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以校园媒体记者的身份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而今年，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几个2005级的学生身上。
　　当时，报社还没有人考虑暑期社会实践的事。于是我便打消了暑假到报社实习的念头，于今年3月下旬开始为优秀的项目选题绞尽脑汁。“小马，你还不如去关注你们河南的‘艾滋村’呢！”后来，其它高校的朋友漫不经心的玩笑让我眼前一亮。但是，他们说很多高校的学生提出过这个社会实践项目，最终都因为风险太大而被校方毙掉。我心想华大的思想相对比较宽松、开放，加上报社本身就是校团委的宣传机构，而艾滋病传播只有血液、性交、吸毒三种途径，和艾滋病人拥抱、吃饭，蚊虫叮咬都不会被感染，于是决定今年挑战一下这个选题。

　　立项：重重困境中的突围
　　校团委李庭志老师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他说学校不会因为关注的是社会敏感话题而否决。于是，4月份，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艾滋村”的项目上：报社内组建团队、确定调研课题、查阅艾滋病资料、向当地大学生了解情况、通过公益组织开具接收证明、征求校团委副书记武玉洁、素质教育中心主任赵冰洁、社会学专家许金顶3位指导老师意见，反反复复修改立项申报书……
　　然而事情远不是想像中那么顺利。4月底申报书递交到校团委后，李庭志老师左右为难，一方面选题很有意义，突破了以往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另一方面选题风险太大，万一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庭志说要把项目上报给领导再次审核。感到情况不妙，我和队友就多次找李庭志老师解释，并拉拢诸多社会媒体以壮大声势，又联系河南的公益组织开具全程陪同的证明，还通知团队所有成员务必在两天之内拿到家长的同意签字……
　　5月初，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尽力做了，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但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艾滋村”的社会实践项目，实在不行就以个人名义前往‘艾滋村’，向企业寻求赞助或者分担这笔花费。深感庆幸的是，学校6月份批准了“艾滋村”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并给予了2500元的立项资助，这在获得立项的110支团队中，已经算是中上等水平了。

　　募捐：烈日煎熬下的坚守
　　因为关注的是河南“艾滋村”，所以就必须强调活动的公益性，我们决定行前在泉州市区做大规模的募捐。那时学校期末考试刚刚开始，我们只好通过公益组织中国麦田计划和《海峡都市报》募捐，但缺少募捐现场，因此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募捐悄然中止。
　　原想做成大型的公益活动，但辛苦了半个多月后，直到7月23日，企业赞助依然毫无着落，而我的考试成绩也一塌糊涂，甚至还有一科补考。我们还不死心，决定将出发日期推迟到8月初，剩下的7队员分为两组，各用三天时间继续寻求企业赞助和联系社区准备募捐。最终，还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赞助，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拖延，于7月26日在泉州市区的三远花园、云谷小区两个社区开始为期一周募捐。募捐点就设在两个社区的大门口，但因为媒体没有宣传报道，我们也只是悬挂条幅、张贴海报等坐在那里，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募捐具体怎么回事，现场一直都很冷清。
尽管如此，我们每天还要早早起床，转坐公交车到两个募捐点。为了节约来往的交通费用，7个人不得不在募捐现场头顶着炎炎烈日坚持整整一天，中午只能随便买点东西填填肚子，而习惯性的午休也在烈日的灼烧下化为泡影，甚至有两个队员相继出现中暑症状。
　　到7月28日，又有两名队员先后回家，只剩下我们5个人苦苦坚持。但这时募捐开始有了转机，当天的《泉州晚报》也进行了报道，我们还走进社区发放了一些募捐倡议宣传单，并向社区的居民解释募捐的具体情况，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也发动居民响应募捐。接下来的几天，两个募捐现场热闹了很多，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捐钱捐物，一些孩子甚至捐出了心爱的读物、玩具。截止到31日，我们共收到2280多件衣服，书刊450本，练习册290本，玩具312件，现金3270元，还有10多条棉被、20多个书包等，幸好最后联系到泉州天宇物流公司免费托运，才算省下了这笔庞大的托运费用。

　　换地：“艾滋村”的第一场考验
　　8月5日晚上9：30，经过近30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辗转奔波，我们终于赶到目的地确山县三里河乡刘庄。但刘庄村只有艾滋病人80多个，艾滋致孤儿童4个，而前段时间已有两支不同高校的社会实践团队前来支教，不久还会有另外一支高校团队过来。我当即做出决定：“我们到南泉村做支教、调研，不在刘庄！”南泉村是确山县惟一的省级“艾滋村”，艾滋病病情要比刘庄严重得多。但是遭到了队友王玉文的强烈反对，“我和王山这两天都住在村委会，村长和校长都挺照顾我们，村民也大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这支教。”双方争执不下，队友丁乾建议说明天先去了解下南泉村的情况再做决定。
　　第二天上午，我们早早地赶到了南泉村委会。村长告诉我们，南泉村是省级38个“艾滋村”之一，整个村有艾滋病人190人左右，其中艾滋致孤儿童近20个，可能是因为太严重的缘故，从来没有大学生来南泉村开展支教活动。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确山县惟一的“阳光家园”——河南省政府针对艾滋孤儿的救助站，还有专门为艾滋病人开设的村卫生所，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点调研的地方，但是刘庄一个都没有。于是，我们决定将支教地点改在南泉村，由我向刘庄的村长和校长解释具体情况。至于支教的地点，南泉村村长说，我们可以选在村委会的会议室，但是那里没有住宿、吃饭的地方，我们只好到南泉小学看看具体情况。
　　路上，村民得知我们是外面来支教的大学生时，兴奋地说：“可有大学生来我们村支教了！早就听说周围的中店和刘庄经常有大学生来支教，我们巴不得大学生也到我们这给孩子上课，以前有人给校长反应过，但最后还是没有人愿意来。”我和队友相视一笑，但是很快南泉小学校长的一瓢凉水泼下：“你们之前与我没有任何联系，现在忽然说要来这支教，我没有办法立即答应你，得有上级部门或者组织的介绍。”校长也很为难，毕竟“艾滋村”在河南是个敏感性问题，受到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时已经12点多，我们6个人早就饥肠辘辘了，我提议到附近的南泉餐馆先吃点东西，但是几个队友都极不赞成。队友夏伟到餐馆看了下说，餐馆里面的卫生条件很差。而村长之前曾告诉我们，南泉餐馆虽然是村里惟一的餐馆，但因为南泉村是最厉害的“艾滋村”，因此外面来的干部或者大学生从来不到那里吃饭，只有本村的人才会去那，据说那老板的父母都是艾滋病人。这更让队员心里放心不下，但僵持了10多分钟后，我们最后还是去了南泉餐馆，除了在这里吃，我们确实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吃饭的时候，王山说中华红丝带负责人郭保刚已经把她送回刘庄，我发短信告诉她说：“我们已经决定把支教地点换在了南泉村，但是南泉小学校长说要有人证明我们的身份，你看看郭保刚能不能给校长打个电话？”但是王山说，郭保刚很生气，称马上就要返回驻马店，不愿意再介入我们的事，还说有可能南泉小学联系不好，刘庄也没有办法再接收我们。我后来给郭保刚发短信，希望他能等到我们回去再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他坚持说要赶时间回去。这时，队友吴温泉也从家中赶过来，八个人终于全部到达“艾滋村”。匆匆吃完饭，我们便火速赶到刘庄小学，郭保刚那时还没有走，但是即使让他给南泉小学校长打个电话，证明我们确实是福建华侨大学的学生，他都一直摇头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靠自己努力争取政府的支持了。于是，我们将人员分成两组，我和吴温泉赶往三里河乡团委求助，而另外6个队友则把行李全部运到南泉小学。幸运的是，团委办公室的一位大姐在听了我们的情况后，直说“这是好事啊”，她并没有因为我们去的是省级“艾滋村”而有任何的刁难，这倒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她还很乐意地帮我们向团委书记申请，并向学校部的负责人为我们说情，原以为困难重重的事就这样被她的几个电话全部搞定了。这时，南泉小学校长说他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现在正在小学等我们回去，商量具体的事情。

　　裁员：别无选择的残忍
　　8月7日上午，队友吴温泉、王玉文、吴静芳到县城买菜，并准备上课用的图片、画纸、画笔等材料，而我和其余几个队友则留在学校处理其它事情。校长原本说上午会让老师通知那些艾滋病家庭的孩子，但因为前天晚上下大雨，老师一个也没能来学校。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时间，校长那些孩子家庭的联系方式给了我，然而那天刚好村里的电话线路出现故障，我连打了10多个电话都接不通。为了争取早日开课，我们决定将剩下的队员分成两组，分别前往南泉村的10多个自然村，通知分散其中的50多个孩子下午三点前来学校。
　　这些自然村村子都不大，村民对村里的情况一般都比较了解，所以要找到那些孩子并不难。但因为村子距离小学太远，直到下午近两点钟的时候，我们两组人才通知完所有的孩子，只有10多个孩子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到校上课，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几个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此时，校园中已经陆续出现孩子们活跃的身影，而我们队员还正在厨房紧张地忙着做饭呢。
　　匆匆吃过午饭，我和几个队员来到教学楼的那个临时教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小小的教室中满满的都是学生，足足有80多个，三岁到十五岁的孩子都有。由于座位有限，不少孩子干脆两个人挤在一张凳子上，甚至有的孩子直接站在过道上。虽然教室里两个电扇都在以最大风速转动，那些孩子的脸上不停地淌着汗水。我们几个人互相对望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心想反正今天不是正式上课，先这样将就着吧。我们向孩子们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就以后五天的支教计划做了详细的解释，孩子们的热情很高，眼睛里对我们开设绘画、奥运、心理团体训练、我的成长故事等课程充满好奇和期待。因为今天只是见个面，互相熟悉下，于是在把所有学生都叫到操场上，做了两个互动性比较强的小游戏后，就送孩子们各自回家了。
晚上，我们吃完饭便开始总结今天的情况，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班里学生太多。“干脆我们和校长说说找一个教室，再开一个班吧？”队友李璐莹提议说。但是很快遭到了队友丁乾的反驳：“今天教室里已经有80多个，还有一些孩子没有通知到，明天绝对会达到100多人，以后还会不断增加，再开一个班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确实，如果学生太多，不仅给我们的上课和管理带来很大挑战，队员的身体也承受不了这样时刻不停的折腾。况且，学校前面的那条柏油路来往车辆特别多，前段时间校长还提醒过我们，要是孩子上课期间出了以外，我们就要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好事也变成了坏事。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得不谨慎考虑的。争议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最后决定按照校长提供的艾滋病人子女名单进行裁员，然后对其余的学生及其家长解释我们的苦衷，但是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尽可能让孩子们接受又不会伤害到艾滋病人子女的自尊心。这是个麻烦事，谁都不愿意承担，最好自然地就落在了队长我的身上。
　　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在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全部坐到了教室等候上课。第一节课是绘画，队友吴静芳饭都没顾得上吃便匆匆赶到了教室，她顿时目瞪口呆：教室里黑压压的都是学生，人数足足有100个，教室外还有20多个孩子来回走动。快下课的时候，队友夏伟将名单上的40多个学生叫出了教室，而我则留在教室对那些孩子解释裁员的原因。“老师，你们不用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回家，也不怕教室人多上课的时候热。”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着。但我不能心软，只是建议孩子们在临走前画一幅画给队友吴静芳－孩子们第一个大学生老师。孩子们没有再起哄，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涂抹着画纸，然后把一份份写有祝福的“礼物”捧送到吴静芳手上，静芳的眼睛当时就湿润了。
　　孩子们一个个离开了教室，但是有两个孩子始终站在楼梯口：“马老师，你就让我们进去听课吧，哪怕不坐在座位上呢，反正别人也不不知道！” 我刚开始不同意，但两个孩子软磨硬泡了几分钟，我终于让他们坐在了教室。队友丁乾因为不忍心看到裁员的场景，就悄悄地在守候大门口，他要把孩子们一一送回家，算是我们团队的一点补偿吧。孩子们离开的时候都噘着嘴巴，丁乾上去牵一个小女孩手的时候，被她狠狠地甩开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小女孩又主动拉住了丁乾的手。
　　小女孩叫阳阳，虽然还不满四岁，但是非常懂事，刚到家门口，就用两只小手把丁乾推到家里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叫妈妈过来和老师说话，自己跑进去给老师冲咖啡。因为年龄太小，阳阳提不动家里的开水壶，只能把杯子放在地上慢慢倒，然后捧着发烫的杯子，小心翼翼地端给丁乾。“老师，这是我的签名板，你给我写下你的名字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阳阳又拿出心爱的小画板，轻声央求着丁乾。而此时，阳阳的父亲已经一声不响地在院子里在为阳阳的“老师”杀鸡。丁乾没有留下吃饭，因为还有好几个孩子在外面等他，阳阳一直紧紧拉着丁乾的手，把他送到家门外好远：““老师，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啊！”懂事的孩子，期盼的眼神，真诚的话语，让丁乾久久不能平静……

   支教：用心经营的感动
　　接下来的几天，班里的孩子基本都控制在45个左右。我们支教的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绘画、奥运、中国地理、基础英语、沟通与口才、古诗背诵、球类体育等，并向孩子们介绍我们各自家乡福建、江西、安徽、河北、江苏、河南的一些特色文化和人文景观，还向孩子们讲述我们的成长故事，激发他们走出山村的欲望。另外，我们每天都会抽出一节课，带孩子们一起做心理团体训练，同时穿插丢手绢、摸瞎等趣味性游戏。
　　孩子们最喜欢的课是体育和绘画。在体育课上，我们会将40多个孩子分为篮球、足球、乒乓球三个小组，教他们一些基本的动作、技巧。尽管每次上课时天气都很炎热，但孩子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在操场上组织进攻、防守，为一个进球而欢呼雀跃。大汗淋淋的时候，许多男孩子干脆直接把上衣脱掉，赤露着上身继续奔跑，连下课的时候还纠缠着我们不放。一个小男孩说出了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学校平时也上体育课，但是很少有老师带我们玩，一般都是让自由活动，但那些运动器材很少会让我们随便玩。”
　　绘画课是孩子们每天都期待的，因为单纯、活泼、可爱的队友吴静芳，最能拉进与学生的距离。“大家以后不要叫我吴老师，叫我机器猫就好了，机器猫是别人给我起的绰号，我也很喜欢机器猫。”从此，“机器猫老师”就经常挂在孩子们的嘴边。那些孩子很喜欢队友静芳画的机器猫、多拉A梦、奥运福娃，时不时地塞纸条给她，有的甚至直接追到我们的住处，不依不饶地非要静芳答应送画。不少孩子还把静芳她当成了知心姐姐，经常会把一些烦恼或者心事写在纸上塞给静芳，尽管很多时候静芳都不知所措，但孩子们能有个说真心话的朋友就很满足了。就这样，静芳成为了孩子们最受欢迎的女老师，也是最信任的大姐姐，只要她一走进教室，那些孩子的注意力大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机器猫”，有的孩子上课时还悄悄地传纸条给她。甚至有几个孩子对静芳说：“机器猫老师，你以后要天天来教室给我们上课，你要是不来，我们就逃课。”威胁的话语，却让感动不已。
　　队友李璐莹是校辩论队的，平时教孩子们一些沟通的礼仪、技巧，偶尔还会教他们背几首诗。孩子们对诗歌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有次璐莹教孩子们了一首《山居秋瞑》，刚为那些孩子领读了几遍，没想到他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更让我们吃惊的是，第二天早上距离上课还有近一个小时，教室里就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背诗声，我们原以为是璐莹又在帮孩子们温习呢，可后来发现几个人都刚刚起床。璐莹好奇地走过去一看，40多个孩子齐刷刷地坐在教室，正摇头晃脑地在背诵她昨天教的那首诗呢，那时，她突然间感受到一种当教师的神圣和喜悦。队友李璐莹后来在给孩子们讲述《我的成长故事》时，因为班级40多个孩子中有不少和璐莹一样来自单亲家庭，所以在听璐莹讲述自己成长经历时候，不少孩子都泪眼模糊。有个女孩边听边埋头哭泣，父亲在她9岁的时候就因为艾滋病去世，而她自己也是艾滋病儿童……还有一个孩子递来这样的字条：“老师，我原以为我是一个最坚强的人，没想到老师你比我还要坚强。”那一刻李璐莹忍不住热泪盈眶，为孩子们的坚强内心，为孩子们的善解人意。
支教的第三天，队友夏伟对我说，班里的孩子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的家乡河南在哪个位置，对中国地理精通的他，决定给孩子们好好上一节地理课。但是地理课需要有一张大的中国地图，不然孩子们就会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云。于是，夏伟当天上午便匆匆赶到县城，专门买了一张大的中国地图。当天下午，夏伟便把地图高高悬挂在黑板的正中央，开始讲述中国各省区的具体情况。40多个孩子在听课的时候都张大了嘴巴，似乎被带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后来，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写信说：“夏伟老师让我了解了关于祖国的很多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外面还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地方，长大了我一定要出去好好看看。”

　　生活：难以诉说的滋味
　　相对于周围几个村子的小学，南泉小学的环境条件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两层高的教学楼，宽敞的水泥操场，还有两个高大的篮球架，两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乒乓球台，教室里甚至还有电视、电扇，课桌也比较崭新、结实……然而，学校的各种基础设施上到处可见“河南省教育厅赠”的字样，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南泉小学将会是如何破烂不堪的模样。
　　我们刚来南泉小学的时候，校长给我们安排住宿的两个房间里，床上灰尘厚厚的，地面很脏乱并且很潮湿，矮矮的竹床上脏兮兮的，房间里还结了不少的蜘蛛网。而我们的厨房中的煤球，也因为尘土太多成了灰色，窗户上也是蛛网密布，案板和桌子上铺的几张报纸早已发黄，仅有的餐具也粘满了灰尘，这厨房至少半年没有用过。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我们都是到县城或者村里的小卖铺买菜，幸好团队中有王山、吴温泉、夏伟、李璐莹等几个烹调高手，才让我们逃脱了每天吃泡面的悲惨命运。平时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土豆、番茄、辣椒了，因为这些菜容易买到也比较容易做，最关键的是价钱便宜，而每天惟一用来补充营养的就是鸡蛋。有两次队友到县城买了一点猪肉，回来炒的两个小菜就已经算是我们的最高生活水平了。住处每天晚上都有很多蚊子，睡觉前至少要点三盘蚊香，电扇也要整夜转个不停，才勉强能够安然入睡，但4个女队友每晚都会被大大小小的飞蛾折腾得苦不堪言。洗澡也很不方便，男生每次都要跑到教学楼前面的那口水井处，而4个女孩子只能提水到宿舍将就了。
　　似乎我们的项目注定坎坷，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一直不断。8月10日，支教的第三天，我们队员相继出现了身体不适：刚来河南就因为脚趾头发炎而输液的王山，到村里走访回来后脚趾头再次发炎；王玉文因为水土不服，刚到南泉村就出现拉肚子的不良反应；丁乾因为每天都要送孩子们回家，长途跋涉导致脚上起了两个大水泡；夏伟的口腔莫名其妙地出现溃烂症状；我因为第一次生炉火时呛烟太多，导致扁桃体腺慢性炎症复发而头痛；静芳因为对艾滋病过于恐惧而夜夜失眠、哭泣……然而此时我们的活动才进行了一半，大家都不愿就此放弃，于是都咬着牙撑到了最后。
　　班里有个叫诗诗的女孩，因为感染上了艾滋病，所以身体一直很虚弱，而她的家距离学校足足有六里远，这距离连我的队友丁乾步行都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后来，丁乾把情况告诉了我们大家，并询问队友诗诗能不能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饭，遭到了一半以上的队友反对，尤其是几个女孩子，“她可是有艾滋病啊！就算艾滋病不能通过吃饭传播，可是要是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那一辈子不就玩了，还是别冒这个险了！”看大家都无法接受，丁乾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有一天，诗诗姐弟俩和丹丹姐弟俩因为父母不在家，亲戚家也没有人，丁乾就把他们四个路远的孩子带到了南泉餐馆吃饭，成为我们团队第一个与艾滋病人一起吃饭的人。但是后来，班里来自艾滋病人家庭的三个孩子小欢和丹丹还有晨晨中午的时候，都和我们在一起吃过饭。
　　8月10日，支教的第三天，中华红丝带负责人郭保刚和南泉小学校长来到我们住处，要我们所有队员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大意就是我们做事要把握分寸。尔后，郭保刚还做了一些友善的提醒：艾滋病虽然只有三种传播途径，但是它有很多并发症如肺结核等，很容易传染给别人，因此与艾滋病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在艾滋病人家吃饭，也不要上艾滋病人家的厕所，还要每天都不停地洗手，尽量不要用手来揉搓眼睛……郭保刚的到来，无疑是我们团队的一个转折点，他激发了我们压抑已久的恐惧。郭保刚说完这些话，我们的眼睛里都明显地流露出惊恐，而队友吴静芳快速跑到楼上住处，趴在床上哭个不停……
   在南泉村的那八天，因为“艾滋村”的恐怖阴影，因为支教、调研的高负荷工作，每个人的精神防线都处于半崩溃状态，再加上我冲动的个性、暴躁的脾气，我的队友们每天都很郁闷。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尽管我经常会对他们发脾气，但是他们一直都当我是团队的主心骨，毕竟项目是我提出的，团队是我组建的。我一直想把团队建设成一个很有凝聚力的集体，然而从我们团队组建到市区募捐，再到“艾滋村”支教、调研，我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反而觉得我的队友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可是我还是没有能挽回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一旦犯错就永难回头，也许是我根本没有尽力挽回。

团队队员临别时和校长合影

　　支教的第二天，队友吴温泉因为家人的催促而匆匆离去。当天傍晚，队友王山因为我的冲动和任性受到极大伤害，于第二天早晨含泪踏上了归途。王山走前的那天晚上，说第二天早晨她就要离开南泉村，其实她在暗示我说句挽留的话。但我只是沉默了一会，独自走到了空旷而寂静的操场上，静静地坐在操场边很久很久……王山刚来河南就脚趾发炎，到了南泉村就感冒，最近也胃痛得厉害，我知道她的身体一向不好，而“艾滋村”每天都在以超负荷的工作量和超承受的精神压力考验着每个人，而她无疑是团队中最有危险的队友。我只是以队长的名义取消了队友夏伟当天上午的任务，让他把王山送出“艾滋村”。当队友静芳上午告诉我说王山昨晚哭得很厉害，临走还对我放心不下时，我也早已经泪流满面。王山的离开，是我们团队的又一个转折点，队友已经不能再忍受我的冲动和任性，三个人萌生了提前离开“艾滋村”的念头。但另外几个队友的好言劝说，加上一些未完成的使命，她们最终坚持到14日上午，我们一起于8月14日上午离开了艾滋村。也许，更多的还是因为彼此潜意识的包容与理解吧！

　　调研：与艾滋病人的亲密接触
　　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想追求一种完美的结果，但是因为许多无法预料的情况，我们常常要接受很多不完美的事实。在南泉小学支教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调整原有的工作计划，活动时间从原来的十天缩短到八天，而调研也改在与支教同时进行。
　　8月9日上午，我们抽出4个队员步行走访了南泉村的近20个自然村，初步了解到这里共有艾滋致孤儿童近30个，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单亲家庭，有六七个是父母双亡的孤儿。8月11日，我们再次将队员分成两组走访，这次必须与艾滋病人近距离的接触。我和队友吴静芳走访的第一站是班里的学生小南家，小南的父母都是艾滋病人，父亲于去年不幸病发去世。小南的妈妈很热情地端出10多个苹果让我们吃，静芳直摆手说“不吃不吃”，甚至吓得连退几步，狼狈的样子惹得我直发笑，她始终对艾滋病人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离开的时候，小南的妈妈硬塞给我了两个苹果，静芳更觉得不可思议： “不会吧，连艾滋病人的东西你都敢吃？”
　　就这样，我们徒步穿行了南泉村的六七个村子，辗转于10多个艾滋病人家庭，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心理恐惧，与那些艾滋病人面对面地交谈。他们基本上都是前些年因为家里太贫穷，就到附近的非法采血点卖血挣钱，确实改善了家庭生活状况，却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然后又传染给了家人，自己几年后也死于艾滋病，使得孩子沦为致孤儿童。庆幸的是，南泉村的村民并不会因此歧视这些艾滋病人，依旧在一起闲聊、打牌、喝酒，孩子们相互也没有什么疏远，上学、上课、放学、玩耍都呆在一起。那些艾滋病人家庭的孩子也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怜，毕竟有各级政府部门和爱心人士的救助，还有“两免一补”减轻了家庭的许多经济压力。
　　然而，8月17日，当我孤身重返“艾滋村”再次进行为期一天半的调研时，我发现不少艾滋病人的孩子心头笼罩着一团生活的阴影。有个叫小爽的女孩，父母以及四岁的弟弟都是艾滋病人，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父母有天会因艾滋病去世，害怕姐弟俩将来无人照顾，害怕家里供不起她上大学……小爽习惯把所有的心事都写进日记，或者一个人无助地哭泣，因为她不敢相信身边的朋友，怕她们不保守秘密。艾滋的阴影，始终在小爽的心头挥之不去，但而一心想考上大学的小爽，为了不让成绩受情绪起伏的影响，常常只能借助练毛笔字找回学习的快乐。

   别离：明年，你们还会再来吗？
　　公益支教、社会调研、分发衣物，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华大青年报“心系红丝带”志愿行也于8月14日划上句号，到了我们与“艾滋村”说再见的时候。
　　上午八点钟的时候，孩子们追逐打闹声，窗玻璃上不时响起的清脆敲打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老师，快起床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董琨递过来一张彩色信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感谢与祝福。几个女孩也从窗口递来几束用青草编织成的礼物。桌子上，白色的塑料袋里有八个已经洗好的苹果。“这是早晨七点的时候，班里的小女孩从家里提过来的，怕打扰你们睡觉，她就把苹果放在了门口。”队友李璐莹解释说。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副班长小桢急匆匆地闯到队友丁乾身边，“老丢，你说你最喜欢吃棒棒糖，我一块钱买了六个，不过只送给你五个，另外一个我要永远珍藏着。”“老丢”是孩子们给丁乾起的绰号。
　　我和队友走出大门的时候，门口聚集的20多个孩子，一下子潮水般围了上来：“老师，你们能不能再多留几天啊？”几个孩子紧紧拉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这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都变得像害羞的小女生一样。不远处，小炎和小桢正在不停地抹眼泪，这对最会整人的姐妹俩现在居然也哭得稀里哗啦，另外一些孩子的眼睛也红红的。队友李璐莹和吴静芳走上前去，和那些孩子一个一个拥抱，轻声抚慰着她们。几个小男孩塞给我们几个用硬纸折成的手枪，“老师，你们每个人带上两把手枪，路上就不会有人欺负你们了！”
　　上午10点多的时候，校长叫来的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南泉小学门口，我和队友提起行李向大门口走去。孩子们再次把我们围在了中央，许多孩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行热泪不停地滑落脸庞，个别男孩子的眼睛里也闪动着泪花。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老师临走时再下最后一道命令，是我们班的学生就坚强起来，不要再流眼泪了，一起送我们到学校门口吧！”孩子们勉强止住了眼泪，跟随着我们向校门口走去。
　　走到小学门口，我们撑起队旗和校长以及那些孩子合了几张影。“老师，你们明年还来看我们吗？”一个小男孩仰起头问我，眼睛里充满了期待。“明年有事可能来不了，不过你们在我们的条幅上不是都写下了梦想吗？等梦想实现的时候，老师会带着条幅回来看你们。”尽管这可能只是美丽的谎言，但除了这句，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收起队旗，我和队友便上车赶往驻马店，我们谁都没有再回头，因为谁都不敢面对那些孩子泪眼中的依依不舍和满怀期待。
　　疲惫与坚持，恐惧与挑战，苦难与超越，疼痛与感动之后，我们的“艾滋村”志愿行终于划上了句号。然而，随之产生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断地拷问我们每个队员：“艾滋村”的那些孩子，我们到底还能为他们做什么？
（华侨大学《华大青年报》、福建大学生在线　联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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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实践交流] 华大8名学生支教河南“艾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