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了我？4

yilingche

第六章 灵魂在唾弃中狰狞

一、54条罪状

　　进工读学校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暗伤，虽然这个暗伤有的是父母给的，有的是老师给的，有的是同伴给的，但它留下的后遗症却惊人地相似：自卑，缺少自信；爱猜忌，不相信人；自私，只为自己打算；有的甚至有暴力倾向。
　　但他们不是天生就自卑，就自私，就爱猜忌，他们是被人有意或无意间塑造成这个样子的，在这个被塑造的过程中，他们失落了自信，丢失了自尊。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被老师唾弃继而又被父母唾弃后才破罐子破摔的。
　　某工读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一位老师说："我们这儿百分之百的学生在原校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离异家庭，还有更多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
　　这位老师认为，正是错误的家庭教育和错误的学校教育，才将孩子塑造成了今天这般模样。
　　彭喆是高一(2)班学生，13岁被送进工读学校，从那以后他再没离开过这所学校。不是父母不接他出去，也不是他表现不好不能出去，而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拒绝出去。
　　他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彭喆的父母又到学校来谈接他出去的事。他父母认为再一晃，彭喆就要上高三了，他们不想让他以工读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他们已经为他联系好了一所普通高中。可是他们跟彭喆谈了几次都被他拒绝了，他父母希望老师能做做彭喆的工作。
　　彭喆为什么不愿离开工读学校呢？我和他的交谈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彭喆长得很瘦小，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人的眼神怯怯的。
　　"你父母想给你转学，听说你不愿意，为什么呢？"我问。
　　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惊惶的表情，说："我不想去别的学校，我不想去……"
　　"有人认为从工读学校毕业不光彩，千方百计想在毕业前出去，何况你将要面临高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考虑过，可是我害怕，我不敢去别的学校。"彭喆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直觉告诉我，这个孩子一定受过很重的伤害，他心里一定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他拒绝出去也许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我的推测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我不是天生的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每周得的大红花总是班上最多的，我画的水彩画还参加过幼儿园办的画展。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还当过小组长，因为会画画，字也写得不错，老师还让我出过黑板报。
　　但不久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事情发生在一年级下学期。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因为老师讲的几道题我都会做，坐在那里觉得挺无聊的，便随手画了一个乌龟。快下课时，我将"乌龟"用透明胶偷偷贴在前面一个同学的衣服上。下课了，那同学浑然不知地站起来，结果引来哄堂大笑。当发现是我干的后，他跑过来要找我算账。我笑着跑到教室外的走廊里，见他又追了过来，我掉头就往楼下冲去，却没想到一头撞到一个人怀里，那人趔趄了一下。抬头一看，发现被我差点撞倒的人竟是班主任，我吓得愣住了。
　　班主任的脸顿时气得像个紫茄子，他一把揪住那个追我的同学说："谁让你们在这里疯疯打打的。"
　　同学指着我说："他刚才在上课时在我背上画了一只乌龟。"
　　老师放开他，怒不可遏地走过来拎起我的衣领一直将我拖进教室，命令我站在黑板下面。第二节课刚好是他的课，他没有上课，这节课便临时改成了对我的批斗会，他要求全班54个同学每人给我指出一个缺点，并拿出几张白纸，让大家将我的缺点一一写在上面，并签上名。
　　那几张纸从第一排座位开始往后传，教室里有悄悄的议论声，我低头站着，心里又紧张又害怕，我不知道他们会在上面写些什么。有一个同学举手报告说："我想到的别人都写了，我想不起来他还有什么缺点了。"
　　老师狠狠盯了他一眼说："是不是也想让大家给你提提意见？"那同学马上坐下去再也不敢吭声了。
　　到下课时，那几张纸上已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缺点，有"字写得不端正"、"上课时玩橡皮泥"、"偷抄作业"、"有时骂人"、"经常作业没完成就去玩"、"下课后常抢别人的球玩"、"有一次上厕所他故意将尿撒到我身上"、"有一天我听见他说XXX笨得像猪"、"他说X老师有口臭"、"上体育课时他故意用球打我"……共有54条"罪状"。
　　最后，他问全班同学："彭喆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坏学生。"
　　下课后，他将写满我缺点的"状子"交给我说："拿回去给你家长看，看完后让家长签字后交给我。"
　　看了大家给我列出的那些缺点，我心里很不服气，也很委屈，有的缺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比方说，"他说X老师有口臭"，那话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同学说的，可是那个同学却将这个缺点扣在我头上。还有，说我偷抄作业也是没有的事，我从不偷抄别人的作业，因为我都会做，根本用不着去抄别人的作业。有一次我是将尿撒到了一个同学的裤子上，可那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撒上的，事后我还向他道了歉，可他现在却说我是故意的。我觉得他们好像人人手上都拿着一枝蘸着墨的笔，一笔一笔地将我从头到脚画了一遍，我成了一个全身漆黑的人。
　　回家后，我一直不敢将告我的"状子"交给父亲。父亲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平时对我要求很严，如果看了这个"状子"他会怎么想呢？我多么希望他知道我心里的委屈，多么希望他说："爸爸相信你，你不是一个坏孩子，你还有许多优点。"
　　可是，我的希望破灭了。
　　当我硬着头皮将"状子"交给父亲后，他边看脸色边由晴转阴，看完后已是暴跳如雷，他狠狠掴了我一耳光说："没想到你小子在学校这么坏！"
　　我从没觉得自己很坏，从没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缺点，可是白纸黑字写在这上面的54 条罪状，使我像被人脱光了衣服罚站在太阳下，没有自尊，更没有自信。
　　从那以后，我被老师和同学戴上了"坏孩子"的帽子。班上无论出了点什么不好的事，大家首先就怀疑我。
　　记得有一次，教室的窗户玻璃不知怎么碎了一块。老师问是谁干的，没有人回答。他走到我身边厉声地问："是你干的吗？"
　　我摇摇头说："不是我。"
　　他用怀疑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后说："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
　　这件事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也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这件事他认定是我干的。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将刚发的新书放在桌子上，等他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发现新书的封面被人用刀子划破了。我的座位跟他隔着三排，可他却认定是我划的。我说我没有划，我根本就没离开过座位。他不信，说："不是你，还能是谁？"
　　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坏孩子，并由此认定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干的。
　　我个矮、近视，原来一直坐在前三排位置，可是班主任却将我换到了最后一排。上课时，坐在我前面的一些个子高的同学常常挡住了黑板，我什么都看不见。
　　一次父亲有事到学校来找我，发现我坐在最后一排，便找到老师，要求给我换换座位。
　　老师说："你儿子上课爱讲话，没人愿意跟他坐，不信，你自己去班上问问，看谁愿意跟你儿子坐一起。"
　　爸爸无言以对，气得脸色铁青地走了。晚上回到家，迎接我的是一顿痛骂和几个火辣辣的耳光。
　　老师没有给我换座位。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从没挪过窝。
　　在老师眼里，我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课堂上，他们从不点我发言，更别指望表扬我。开始，同学中还有一些人愿意跟我玩，后来也渐渐不理我了。有个家长当着我的面对他儿子说："你如果再跟他玩，小心我揍你。"
　　我开始讨厌上学，讨厌听课，讨厌做作业，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学校不再是一个使我快乐的地方，学习不再是一个令我愉快的事情。我的学习成绩逐步下滑，最后滑到全班倒数第一，而且我将这个名次一直保持到了小学毕业。
　　老师和同学不喜欢我、不信任我，而父母对我不是骂就是打。我干脆一条道走到黑：你们不是都认定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做一个真正的坏孩子。我经常在课堂上故意捣乱，故意惹老师生气。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并有过三次离家出走的经历。
　　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时，我身上带了200元钱，出去玩了3天，直到后来身上没钱了，才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将我接回来了。
　　第二次是上小学六年级时，我想去青岛，却上错了车，火车将我拉到了郑州，我在那里玩了两天后自己又偷偷回来了。
　　第三次离家出走也是在六年级。那次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不愿参加期末考试，我躲在一家游戏机室玩了三天三夜。我这样做是发泄，也是报复，报复老师，报复父母。
　　我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父母管不了我，他们说："你去工读学校吧，像这样下去，你迟早会进少管所。"
　　开始，我很反感，我觉得他们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后来我听人说，工读学校的老师对谁都管，不管你学得好不好。我就想，工读学校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于是我就来了。
　　刚来时，看到学校有铁门、铁网、铁锁，心里挺害怕的。后来发现， 这里的老师对学生比较公正，也比较能尊重人。这里都是小班教学，24小时监护，老师跟我们吃住在一起，如果思想有了波动，老师会主动找我们谈心。我觉得在这里挺好的，没有人把我当坏孩子，也没有人有意歧视我，孤立我。
可是如果出去了，去了普通中学，不说别的，就是曾经上过工读学校这段经历也会遭人白眼，让人侧目而视。我真的很害怕出去，一想到那些冷冰冰的眼神我就不寒而栗。

　　54条"罪状"就这样击碎了一个幼小生命的全部自信。对于一个当时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早早就被当做垃圾，早早就被打入另册更残酷，更可怕！
　　彭喆的经历，让笔者想起美国一位名叫海伦的教师。她在教育后进生效果不佳时，选择了与彭喆的老师截然相反的做法——发动全班学生互相找优点。
　　海伦老师做了个小游戏：让学生把每个同学的"最好的品行或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写下来"。学生写好后交给老师，老师把每个学生的优点集中起来，然后分别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分发给每一个学生。
　　这张并不起眼的小卡片，让优秀学生的优点更加突出，使他们更加自信，同时也使那些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后进生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增加了自信。"寻找优点"的活动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
　　海伦的学生人人都将写有自己优点的小卡片奉为至宝，珍藏起来。有位叫迈克的青年军人——这个当年因上课捣蛋而被老师用胶带封住嘴巴的学生，后来还把这张卡片带到了越南战场上。他阵亡后，人们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那张因折叠、磨损而破旧的、有的地方还被粘贴过的卡片，那就是由同学们评述而由老师亲手抄写的迈克最好品行的卡片！
　　这个故事说明，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对受教育者心灵、精神的高度尊重和小心呵护。而让学生列举"罪状"的做法，其实是对学生的"心灵施暴"，有人将这种做法称之为"看不见的灾难"，因为它容易使学生自尊受损，自信受挫，个性压抑，人格扭曲，容易使学生形成逆反心理、厌学情绪、对抗行为、暴力倾向、"奴隶"性格、"双重"人格等诸多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
　　一位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心灵施暴"的做法，并不仅仅只伤害了当事人，实际上也伤害了班上全体学生的心灵——它将使天真无邪的孩子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揭发"自己，并因此会遭到与当事人一样的命运。于是，他们要么视他人为"陷阱"处处防范，要么处心积虑记住别人的"缺点"以便向老师邀功，纯洁的心灵会因此而变得阴暗，健康的人格会因此而受到扭曲。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世界上没有别的职业比医生和教师更富有人道性了。"这种人道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营养，它给予学生的教益也许是终生的。因为，无论在怎样的一个生命里，强大的、弱小的、高贵的、平凡的、聪明的、愚笨的，自尊都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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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女孩投书报社，讲述了自己儿时的一段心路历程。
如果用社会惯用的价值标准来看，如今的她无疑是一位成功者：大学毕业，在北京有一份收入不薄的工作。可是儿时所经历的一切，像一道永远无法消失的伤痕在她心里裸露着，她说她一直逃脱不了在这道伤痕上行走的惯性，这种惯性像一道咒语控制着她的思想，她的性格，她的命运。

　　昨晚我又做梦了，梦里，母亲又一次责备我。一件原本不是我做的错事，母亲一定要我承认是我做的，任我如何解释都无用。我又气又怒，委屈得大哭起来。这么些年里，不知为什么，类似的梦总是不断重复着出现。每一次，我都会一脸泪水地从梦中惊醒。
　　母亲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她没能如愿读高中而是进了不收学费又有补助的中专，学习当时很让人羡慕的机械制造专业。可是大学梦一直深植于母亲心中，所以，她嫁给了父亲，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这可能是母亲爱上父亲的重要原因。
　　父亲温和、内敛，没有母亲的争强好胜。所以，在后来，当工农兵大学生不再吃香时，母亲就开始抱怨随遇而安的父亲不求上进。母亲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单位技术处为数不多的中专毕业生之一。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觉得自己吃了没学历的亏，而且，她认定自己如果是一个男人，肯定比父亲有出息。毕竟，机械制造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职业。
　　父母的关系还算不错，父亲处处让着母亲，但也不把母亲出人头地之类的要求放在心上。家里的事情基本上是母亲说了算，在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后，母亲便将自己的心高气傲转嫁到我和弟弟身上，也将她没能圆的大学梦寄托在我们身上。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的话必须听，母亲的要求必须达到。但是我一直不能明白，母亲为什么处处偏袒弟弟，只要我和弟弟有什么争吵，挨骂甚至挨打的总是我。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母亲问都不问，就认定是我的错。
　　在父母身边的18年里，这样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回，而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忘的是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父亲拿回两张电影票，让我和弟弟去看电影。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时，母亲突然发现放在桌上的10块钱不见了。
　　她厉声问我："是你拿了吗？"
　　我压根儿就没看到桌上的钱，我告诉她没拿。可是母亲不相信，硬是认定钱是被我拿走的，她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你今天要是不承认，就别去看电影！"
　　我委屈地争辩说："我真的没拿，我根本就没看到桌上的钱。"
　　母亲指着我的鼻子说："拿了钱你还嘴硬，不承认你就别去。"
　　这时，父亲过来跟我说："只要你承认，爸妈不怪你。"
　　天哪，居然所有人都认定是我拿了钱！我愣愣地站着，看着父母确信无疑的表情，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影眼看就要开始了，弟弟已经穿戴整齐，正往口袋里装着饼干。我想，我如果不承认，电影肯定看不成，可是我特别想看那场电影。在最后一刻我终于坚持不住，违心地承认自己拿了钱。
　　在母亲刺得人背脊发凉的目光下，我低头出了门。那天晚上虽然看上了电影，但坐在电影院里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为了看这场电影，我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偷了钱，那种感觉真的很委屈、很悲哀。
　　电影看完后，我和弟弟回到家里，母亲一边继续训斥我，一边铺床准备睡觉，就在拉动枕头时，她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丢失的钱。
　　听说钱找到了，我再也忍受不住委屈，一下子大哭起来。
　　父亲见状，一边安慰我，一边跟母亲说："你看，是你弄错了吧。"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拉着弟弟洗脸去了，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她凭白无故诬陷我偷了钱，最后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
　　母亲总是这样先入为见，认定所有的错事都是我做的。
　　这事过去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院里来了收废品的，母亲将家里一些无用的东西拿去卖了。弟弟见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能卖钱，心动了。第二天，那人又到院子里来吆喝着收废品。当时母亲出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弟弟东找西找地找了一堆东西，要抱出去卖。我在一边看着，没阻拦，心里暗暗有点幸灾乐祸，我知道，他要卖的那些东西里有不少是有用的，弟弟这回肯定要闯祸。
　　果然，母亲回来后发现家里少了东西，找我和弟弟责问，弟弟一看闯了祸，赶紧跟母亲说："我看见了，那些东西都被姐姐拿出去卖了。"
　　母亲一听暴跳如雷，她指着我说："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我说不是我，那些东西是弟弟拿出去卖了。可是母亲不信，她认为我是在狡辩是在栽赃，见我死活不承认，母亲怒不可遏地要将我赶出家门。当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想到在漆黑的夜里无家可归，我害怕极了，我用双手死死抓住门框哭得昏天黑地。
　　听到我的哭声，邻居一位阿姨赶过来，问清缘由后，她告诉母亲，她亲眼看见那些东西是我弟弟拿出去卖的。知道了实情，母亲只轻描淡写地跟弟弟说：以后不能这样。然后对满脸泪水的我说："你再哭，就滚出去！"
　　那天晚上，我一次次从噩梦中哭醒，梦里，母亲拿着大棒追在我后面要打我。我的哭声惊动了父亲，他走到床边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愿说出那个噩梦，我说：牙齿疼。父亲信以为真，给我拿来了消炎药。他走后，我将那些药全部扔到了床底下。
　　从此，我时常做同样的梦，醒来就一个人哭，心里有什么事儿再也不愿跟父母说。
　　母亲一直念念不忘她的大学梦，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和弟弟身上。在我印象里，我很少得到母亲的赞扬，她总是嫌我不够好，达不到她的要求。她总是拿我和别人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人家怎么怎么样！我很小就知道清华、北大、牛津、哈佛，当别的孩子还在数数时，我已经在母亲的指导下念着"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口诀，做算数题。
　　从读小学开始，母亲就要求我考第一。每天，除了完成作业，我还要做完母亲布置的50道数学题。看着别的孩子开心地玩耍，我开始憎恨母亲，恨那些数字。我发现，如果我坚决不做那些题，母亲肯定会责罚我，但是母亲关心的只是题目的最后结果正确与否，并不留意解题的过程。因为忙，她顾不上查看每一道题。
　　发现了她的疏忽后，我在书店找到了那本习题集，每天都去那里抄答案，然后简单地写两行解题过程，这样每天就能很快地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然后去和小朋友玩。
　　也就是在这样的投机取巧中，我学会了应对母亲。我从来不跟她说我的真实想法，我干的很多事她从来都不知道。我找各种借口放学不回家，甚至逃学，好在我的成绩好，家长会上总能得到老师表扬，这让母亲很满意。
　　小学毕业，我以绝对的高分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当年能考上省重点，就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校门。母亲对我的管制有所放松，我有了相对自由。可是到了初三，我又开始跟母亲有了正面冲突。可能我天生就不是学理科的料，到了初二、初三开始有物理、化学课之后，我的考试成绩就不如原先那么好了。而且，母亲越是逼我，我越是逆反。我迷上了诗歌、小说，在物理课上写诗，在化学课上看小说。看着我日渐下降的考试名次，母亲大怒。不管是她发脾气，还是说好话，我都置若罔闻。终于有一天，母亲忍无可忍地撕了我辛苦写好的准备拿去参赛的作文。
　　她认为我参加作文比赛毫无用处，我的涂涂写写只是浪费时间，是故意跟她作对。在她看来，舞文弄墨根本就是不务正业，数理化才是实实在在的一技之长。我冷冷地看着母亲撕我的作文，一句话也不说。我越这样，母亲就越生气。她骂我，骂很难听的话。我冷漠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其实，母亲骂我的那些话，每一句都被我记在了心里。
　　读高中的那几年，我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家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母亲对我优异的文科成绩视而不见，我当然也不会告诉她我在全市作文大赛得奖之类的事。看着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给她看看。而且一定要远远地离开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高中毕业时，我本有机会被保送读当地一所大学，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机会，因为我想远远地离开家，离开母亲的监视，离开她挑剔的、永远不满的目光。高中三年我学得很苦，当时，支撑着我的惟一信念，就是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
　　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大吃一惊，她曾认定我考不上这所学校。
　　我热切地盼望着离家的日子，母亲却明显地焦虑起来。她不止一次地抱怨我没有报考本省的学校，又不得不接受我将要离去的事实。走的那天，在火车站，母亲居然哭了起来。瘦小的母亲站在人群里，车窗的玻璃将我们隔开，看着她伸手擦眼泪，我很想跳下车去安慰她，却愣愣地站着不敢动，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母亲交流。
　　好胜、要强的母亲终于将我和弟弟都送进了大学校园。每个假期回家，母亲都跟我说毕了业一定要回来工作。我知道母亲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心里总有隐约的不快——为什么从来就不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是，我再也不会跟母亲理论了，而母亲也知道，她永远改变不了我的想法。
　　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因为这里更适合我。我无法去跟母亲讲我的打算，我害怕她跟我说：长大了，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
我曾经以为，离开家，离开母亲后，我就自由了，我就快乐了，我就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现， 虽然我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却仍然无法摆脱家庭曾经给予我的影响， 这种影响已渗透进了我的人格、心理、性格，它甚至决定着我的行为方式，处事原则。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宿命，我的好强、倔强、不擅交流、内心深处的孤独，这都是生我养我的家所给予我的。它已经给我的灵魂打上了烙印。

　　失败的家庭教育结出的苦果并不只有"问题少年"、"劣迹青年"，还有一种苦果是心灵的，这种心灵的苦果看不见摸不着，它的苦汁却每时每刻都流动在血液里。
　　父母对孩子的伤害常常是不自觉、不自知的。也许不是打骂，却留下比打骂更深的烙印。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伤害，年龄越小烙印越深。就像俄罗斯玩具"套娃"，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外表，但他内心深处的自我，却还是小小的一个。如果孩子在幼年时期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不管他长大以后挣了多少钱，地位有多高，他都可能不喜欢自己，因为他无法获得自信。
　　人的一生，很难摆脱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一些心理学者甚至认为，一个人成年后的人格特征、处事方式、心理状态，都与童年的经历相关。家庭给人以温暖和关爱，但同时，家庭也能伤人。
　　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惟一的。学会欣赏你的孩子吧，因为生命之间是无法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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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到马韬之前，我便听到了对他的种种议论。
　　他原来学校的老师说："马韬长期旷课、性格孤僻、有仇视社会的心理，要是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工读学校的老师说："这孩子心理上恐怕有问题，他跟谁也不说话，也不听家长的话，但他不寻衅滋事，表面看起来很安静。"
　　我是在马韬被送进工读学校后不久见到他的。那天，他母亲听说我在学校采访，便来找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儿子谈谈，这孩子心事很重，又不愿说出来，我真怕他会干出什么傻事。"
　　他母亲跟我讲了许多马韬小时候的事，说他小时候很活泼，很聪明，虽然也有男孩子常有的顽皮和淘气，但那时候他还是个很讨人喜爱的孩子。后来不知怎么慢慢就变得怪怪的，除了上学就将自己关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而且不干别的，只听音乐，他把音响开得大大的，震耳欲聋，听的几乎都是疯狂的摇滚乐，有时他会像疯子一样跟着音乐又唱又跳，楼上楼下的邻居被他闹得不得安宁，多次向他们提出抗议。
　　在家里，他几乎不跟父母说话，除了吃饭、上厕所，他几乎不出他那间小屋，而且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只要他在家，他都要拉上小屋的窗帘，房间的光线总喜欢弄得暗暗的。他没有朋友，也从不跟同学交往，就连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几个表兄妹，他也很少跟他们往来。
　　上小学的头几年，学习成绩还可以，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进了初中后，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发展到经常逃课，不听讲，也不做作业。初一上学期快要期末考试时，他从家里偷拿了几百元钱，到一家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躲起来。后来找到他，问他那几天躲在招待所房间干什么，他说听音乐。
　　父母怀疑他有自闭症，带他去看医生，可没想到，他跟医生侃侃而谈，像换了一个人，令坐在一旁的他们惊诧不已。最后的诊断结果是，马韬没有自闭症。可是一从医院出来，他又变回到原来的冷若冰霜、沉默不语。
　　他母亲说："我们真搞不懂，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谈话中，马韬的母亲一再谈起儿子的头发，说他的变化是从头发开始的。上小学五年级时，带他去理发，他死活不去，后来头发一直长到脖子、盖住了脸，他还是不去理。有一天，他父亲实在看不过去硬是将他拖进了理发店，可他趁理发师不注意撒腿就跑了。后来他就一直留长发，长得太长时就去剪一剪，但绝不留短发。
　　促使他们下决心将马韬送进工读学校，是马韬的变化越来越让他们担忧。初三下学期的一天，马韬学校的校长找她去谈话，说马韬写了一篇作文，不但调子灰暗，而且对社会有仇视心理，如果不严加教育和防范，他很有可能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并劝说他们将马韬送到工读学校去。
　　她回家跟丈夫说了学校的意见。虽然去工读学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万一儿子真做出什么傻事，就后悔莫及了。工读学校实行的是封闭管理，而且进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老师对这样的学生会比普通中学的老师更有管理经验和教育经验。
　　马韬听了他们的决定，没有反对，也许他自己也希望换个环境。
　　从老师和他母亲介绍的情况看，马韬似乎是个很难接近的孩子，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吗？
　　虽然听马韬母亲说过他留长发的事，可是见了面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低垂着头，长过耳际的头发像黑色的帘子一样从额上披散下来，遮住了整张脸，也许他能从头发的缝隙里看见我，我却看不清他的脸。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对我的问话，他要么回答"是"，要么回答"不"，有时干脆沉默不语。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听说你很喜欢音乐？"我转移话题。
　　他抬起头，从头发的缝隙里我终于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兴奋地眨动着。
　　"听说你很喜欢摇滚音乐，你最喜欢哪个乐队？"
　　"甲壳虫乐队、涅磐乐队，还有'超级男孩'。"
　　"我听过涅磐乐队的《青春活力》，它融合了硬摇滚和朋克风格。"
　　"你也喜欢听摇滚？"
　　突然，他撩起披散在脸上的长发，眼光灼灼地问："那你知道乔治•哈里逊和艾尔顿•约翰吗？他们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我这才发现，马韬是一个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孩。
　　我们聊起了乔治•哈里逊，聊起了艾尔顿•约翰，也聊起了美国"超级男孩"乐队的歌手JC Chasez和Justin Timberlake。
　　马韬侃侃而谈，全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种阴沉的表情。
　　"你是不是也想当一个摇滚歌手？"我问。
　　他低下头，头发又滑落下去遮住了他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他声音低沉地说："想是想，可谁能看得上我呀。"
　　"别自暴自弃，只要努力，每个人都会有成功的机会。"我说。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明天的，我恨所有的人。"他情绪激动起来。
　　"你才17岁，怎么就说自己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呢？你……"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的希望和明天在11岁那年就被人剥夺了，剥夺它的人就是该死的老师，我恨他！"
在他言词激烈的讲述中，我渐渐知道了他仇恨老师的原因，也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蓄起长发。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动的孩子，2岁多时，我就敢从滑梯上倒着滑下来。上幼儿园时，老师要求我们背着手，挺直腰板坐在小板凳上，我常常做不到，于是，我总是班上拿小红花最少的孩子。
　　上学后，老师要求更严了，40分钟一节课，要求我们自始至终必须将腰板挺得直直的听课，我做不到，常常课只上到一半就坚持不下去了，不是我一个人坚持不了，有很多人都坚持不了。有时，我们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或交头接耳说几句悄悄话。这些小动作一旦被老师发现，就得罚站。有时一堂课下来，教室后面就站了一排罚站生。
　　罚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要笔挺挺地站着，不准靠墙，更不准下蹲，有时一站就是半天。后来老师觉得罚站还不足以让我们"改邪归正"，便发明了一种新的惩罚措施——"游班"，即让受惩罚的人在同年级的每个班站着上一天课。
　　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被"游班"的。
　　那是四年级下学期。一天下午，课上到一半，我实在困极了不知不觉中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迷迷盹盹中，觉得似乎有人在抓我的头发，我一下惊醒了，发现班主任就站在身边，我吓得赶快坐起来。没等我坐稳，他拎起我的衣领，将我拖到教室后面厉声说："给我站好了！"
　　下课后，他又将我拖出教室，一直将我拖到与我们班一墙之隔的四(2)班。他命令我站在教室后面说："给我站好了，今天你就在他们班听课，让大家都来看看你的嘴脸。"
　　他走后，四(2)班一些同学纷纷围上来起哄，有的吹口哨，有的向我扔果皮，还有人朝我吐唾沫。我被一片尖利的讥讽声、嘲笑声淹没。我听见有人大声说："怎么把这坏小子弄到我们班来了，我们班可不要老鼠屎。"
　　我感到头皮发麻，背脊发凉，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躲起来。
　　这时，几个男生走过来推推搡搡地一直将我推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如果不是上课铃响了，如果不是他们班老师进来了，他们也许会对我大打出手。
　　老师用鄙视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你们听好了，谁不遵守纪律，就跟他一样的下场，去'游班'。"
　　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中，我在四(2)班站了整整一下午。
　　第二天，我以为惩罚结束了，可以回自己班上课了。可是我刚走进教室就被班主任拦住了，他说："怎么，才游了一个班就想回来？没这么便宜的事。"说着他又将我拉到了四(3)班。
　　在四(3)班，我又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四年级一共5个班，我便游了5个班。我一下成了人人皆知的"坏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地说："别理他，他很坏，游过班。"
　　我不就是顽皮一点，淘气一点，我不就是上课趴在桌上睡着了，有时上课时与同学交头接耳吗，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既不偷东西也不跟人打架，我怎么就成了坏孩子了？
　　那次被"游班"后，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想到"游班"受到的羞辱我就不寒而栗。我再也不敢上课睡觉了，再也不敢上课时跟同学交头接耳了，我努力想做一个老师满意的好孩子。
　　可是老师对我抱有偏见，在他眼里，坏孩子就是坏孩子，即使改正了也是坏孩子。
　　一次，有人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时，悄悄递纸条，纸条是从我后面递过来的，上面画着一只小肥猪，小肥猪的旁边写着XX同学的名字。同桌看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老师转个身，一个粉笔头朝我砸过来，稳准狠地击中了我的额头。我一下被打蒙了，回过神后，我委屈地说："又不是我画的，干吗打我？"
　　"还嘴硬！就打你！"说着，一个粉笔头又朝我砸过来。
　　我哭了，心里充满了委屈，既不是我画的，纸条也不是我传的，为什么要惩罚我？见我在哭，他更火了，"噔噔噔"地跑过来，将我拖到教室外面，然后"砰"地关上门。
　　下课后，他向全班同学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决定："游班"。
　　我像一只被人拴住了脖子的猴子，被他拉到一个个教室示众出丑。
　　由于班主任对我的偏见，其他任课老师也对我侧目而视。班上同学也纷纷疏远我，特别是一些"马屁精"，见老师不喜欢我，也落井下石，常常到老师面前告我的状。我本想改正缺点做一个好孩子，可是第二次"游班"，却让我的愿望彻底破灭了。一个被老师列入另册的坏孩子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
　　我不愿上学，我开始逃课，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对我很失望，认为我不争气，给他们丢了脸，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在学校的处境，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也不愿跟他们说，说了也没用。
　　在学校我很压抑，我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坏人，都对我不怀好意，我不愿看到老师冷冰冰的面孔，不愿看到同学鄙视的目光，也不愿让别人看见我，认识我。第二次被"游班"后，我就开始蓄起了长发，我要让长发遮住我的脸，我不想看见别人，也不让别人看见我。
回到家里，我不愿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不愿听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唠叨，于是我就躲到摇滚音乐里，在疯狂的音乐里痛痛快快地宣泄。

　　我不知马韬的老师是否真的对他存有偏见，但是老师一个冰冷的目光，一句嘲讽的话语，也许就会摧毁一个学生的自尊和自信。相反，老师一个鼓励的目光，一句亲切的话语，能成为学生建立自信的基石。"游班"伤害了马韬的自尊，摧毁了他的自信，他的心灵一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是致命的。不知怎么，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人性的扭曲，我不敢往下想了，只感到一种做人的心痛！
　　由此，我想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到一所学校做过的一个实验。
　　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来到一所学校，声称是来预测"未来杰出人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后，他们向学校提供了一份将来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的学生名单，并郑重要求校方一定要对学生名单严格保密，并声称，这个名单只能校长和班主任老师知道，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实验效果。
　　8个月后，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到这所学校进行复查验证，并将学生名单公布于众。果然，这些学生都是学校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之中一些原本成绩较差、表现不良的学生，现在也变成了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教师、家长、学生无不惊叹他们的预测能力，认为这种预测真是"太神了"！
　　这些"杰出人才"是怎么预测出来的呢？在全体教师大会上，罗森塔尔揭开了谜底：原来他们上次根本就没有对学生进行任何预测，那张名单，其实是根据学校学生的花名册，采用随机等距离抽样的方法，即每隔50名同学抽取一个而罗列出来的。因此，在被抽取的学生中，没有掺杂任何人为的主观意愿。
　　大家都表示不可思议：既然是随机抽取，为什么这些同学全都品学兼优？是不是专家故弄玄虚？罗森塔尔解释说，产生这样的结果有四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
　　*气氛：因班主任的期望而产生对学生情感上的支持，形成良好的氛围；
　　*反馈：教师对寄予厚望的学生，往往给与更多的鼓励和赞扬；
　　*输入：教师在指导这些学生学习时，总是针对问题给予启发性的回答；
　　*鼓励：对学生的行为和反应，及时评价和鼓励。
　　也就是说，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师感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变化，他们对老师的关注心领神会，因而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于是，奇迹出现了！
　　这个实验告诉人们，如果老师对学生倾注更多的感情，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杰出人才。
　　而培养杰出人才的第一步是：让每一位孩子抬起头来。

yilingche

　　燕燕曾经是个聪明、漂亮，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妙幻想的小女孩。３岁时，她捏着妈妈的鼻子说："我要把妈妈的鼻子捏成大象的鼻子。"４岁时，她给爸爸讲自己编的故事"老婆婆的枣树"。那时，爸爸妈妈都认为燕燕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
　　燕燕５岁那年，妈妈将她送到钢琴老师家里学琴，和她一起学琴的还有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燕燕的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却常常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见了便喝斥着用铅笔打她的小手。这使燕燕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只要见到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学了没多久，老师在小朋友中进行淘汰赛，排在最后的她被无情地淘汰了。这是一直在宠爱和赞扬声中长大的燕燕，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可是这次挫折并没有让燕燕丧失自信。她说她的一切不幸都是在上学以后发生的。
　　在她家那间摆满了布娃娃的小房间里，燕燕向我讲述了她的不幸。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认为我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孩子，他们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本可就近去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可父母认为那所学校太一般，而我应该上最好的学校。后来，他们找了很多关系将我送进了一所实验小学。
　　不幸很快就发生了。上学不到一个月，便发现我眼睛弱视，妈妈带我去医院治疗，医生将我的瞳孔放大了，在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我的眼睛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期中考试，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
　　我一下变成了差生。班里同学歧视我，欺负我。放学路上，有的抢我的书包，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还朝我身上扔土块。
　　我心里不服气，不就是治眼睛把功课拉下来了吗，我一定能赶上去。那时候我对自己还充满了信心。
　　一次，二年级学生都要挨个去校长室考朗读，为了能考个好成绩，我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在校长室外排着队，我有点紧张又有点激动地等待着这场考试。终于轮到我了，我翻开书正准备朗读，这时，站在一旁的大队辅导员李老师走到校长身边，悄悄对他耳语说："这孩子有点傻，可能脑子有问题。"
　　李老师说的话，一字一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校长听了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厌恶。
　　我一下子呆住了，望着书上的课文，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耳边传来校长严厉的声音："还愣着干吗，还不快读？"
　　我哆哆嗦嗦嗑嗑巴巴地读起来，那课文变得好长好长啊，怎么也读不完。终于读完了课文，我不敢抬头看校长的脸，我想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我噙着泪水低着头跑出了教室。
　　二年级下学期，正好是这位校长担任我们班数学老师，我怕他，我怕他看我的眼光，那眼光里似乎充满了鄙视和讥笑，似乎在说"你是个傻子"。
　　在这之后不久，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我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我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 我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我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
　　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我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我提前放学回家。我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我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仅仅因为成绩差，我就是头脑迟钝的傻孩子吗？仅仅因为成绩差，我就要受人欺负吗？我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我的老师，我恨那些将我当着傻子耍弄的同学，我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我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我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我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我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我们班从没得到过。我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
　　小学六年，父母为我转了三所学校，可是我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我总逃不了一顿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我的智力。
　　我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一位是大学教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
　　我两三岁时，他们就对我开始了学前教育，教我认字做算术，才四五岁他们就将我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我出类拔萃、有出息，他们还希望我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我进行思想教育，教我唱革命歌曲。我不会唱儿歌，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我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我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我和同龄人格格不入，我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我被同龄人看做异类，看做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我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
　　我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他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醒妈妈带我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时我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她脸色铁青地冲过来，狠狠地掴了我一耳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嚎啕大哭。当时我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打我。
　　在家里，我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我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
　　我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我不愿上学。开始，我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我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我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父母就不会让我上学了。
　　一天早上，妈妈喊我起床上学，发现我双手颤抖不止，她吓坏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医生给我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我只好去上学。后来我想，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是不可能上学的。
　　11岁那年的一天，我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我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
　　妈妈吓坏了，从医院给我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我的"病"仍不见好。妈妈只好带我去医院。她用自行车带着我，可是走到半路，我突然从自行车后座上滚下来，我拉着妈妈的衣服说，我看见满地都是血，我看见地上有几颗人头在滚动。妈妈吓坏了，她紧紧将我搂在怀里，她相信我一定是疯了。
　　第二天，妈妈流着泪对我说："燕燕，妈妈送你去住院好吗？"
　　我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我点点头。
　　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我兴高采烈地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我心爱的两个布娃娃。
　　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跟她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我一阵恐惧，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爸、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们快带我回家呀……"
　　两位护士过来将我拖进了病房。我一边挣扎着一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
　　可是医生却将我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我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我险些晕了过去。
　　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我想爸爸妈妈一定会来看我，我准备将装病的真相告诉他们，我要回家，我在医院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下午，我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我哭喊着："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我看见妈妈在哭，我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告诉我妈妈，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
　　我知道，如果再哭再闹，我永远也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我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我说："妈妈，我真的没病，你带我回家吧。"
　　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我安安静静的，说："要不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
　　虽然我跟妈妈说我是在装疯，可是妈妈仍半信半疑。我住院的那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将我送进了疗养班。我发现，那里有不少像我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
　　见我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我补习落下了３个月的功课。我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我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我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是傻子，不是疯子。
　　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语文，我考了80多分，数学也考了70多分。妈妈疑惑地说："这孩子也许并不傻！"她将我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说我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我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虽然父母不再怀疑我的智力，但是我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的这段经历，会成为我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我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当我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老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我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
　　她是我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我嫌弃我，也不拿另眼看我，她对我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温和可亲，我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我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我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
　　因为有了这位老师，我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我喜欢上数学课，我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我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她对我的关注，为了给她留下更好的印象，我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我来开关教室的门。
　　管教室的钥匙是个苦差事，每天早上，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我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我干得很高兴，而且每天忠于职守。我将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做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我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我，帮助我。可是我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我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
　　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我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我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我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所以，所有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我。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几乎被所有人抛弃的女孩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我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我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我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我哭着拒绝了。
我真正地绝望了，我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我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我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我就会晕厥在课堂上。我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我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一道地划伤自己的手，我常常让猫咪将我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我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我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我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一天深夜，燕燕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一个抱着必死决心的孩子，心里该是怎样的绝望！
　　教育意味着生命的进步，意味着智慧的孕育，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本不断进展的正在撰写的书，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应该忽略的，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可以唾弃的，教育本就是一种期待，一种牵手，一种成长，它涌动的应是生命之流，绽放的应是成长之花。
　　赏识每一个生命吧，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