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社会工作探析及介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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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社会工作探析及介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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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社会工作发展探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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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 作者：黄匡忠

       灾难总是不可预知的，超乎想象的，社工在灾难面前，也许会感觉很无奈。因为灾难本身就意味着伤亡与悲痛，灾难也很不公平，有人无端遇难，有人幸运逃过。

       在灾难面前，一线社工曾问我们可以做什么？ 2004年12月26日南亚发生巨大海啸，席卷印度洋海岸，我们一群香港社工，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但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准备好了吗？我们当时大胆地决定，只有行动才能打破无助。

       这篇连载，我想通过分享自己亲身参与灾难社会工作的前线经验，将灾难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手法，介绍给同行。

从2004年南亚海啸、 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台湾“莫拉克”风灾、2010年上海静安区高楼大火、 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 到今年芦山地震，我以无国界社工的灾后服务需求评估员的身份，多次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这些灾难让我们明白每一次不同的灾难都会对社工带来不同的挑战，我们只有一边行动、一边学习、一边反思、一边总结，才能应对每一次挑战。

       灾难社会工作领域

       对灾难社会工作而言，灾难可以分为个人性灾难及社区性灾难。

      个人性的灾难包括遭受失业、交通意外、急性疾病、严重危疾、婚姻危机、家人伤亡等。这些危机虽发生在个人身上，但对其家人、甚至朋友或同事，都会带来心理压力和影响。

      社区性灾难包括海啸、地震、台风等灾害或瘟疫、水污染所带来的社区层面的灾难性影响？当然社区是由个人与家庭组成的，社区性灾难可以说是大量的个人与家庭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社区不只是个体的总和，它超出了其总和。例如北川受灾，除了个人伤亡和家庭悲痛之外， 可能会摧毁一个小数民族的文化， 这影响就深远了。

       社工在不同领域，经常要面对个人性灾难，如，医务社工要协助病人接受身患癌症的现实，勇敢接受治疗，积极面对死亡；交通意外是头号杀手之一，医务社工也要协助伤者家属处理噩耗。企业社工要协助工友面对工伤以及接蹱而至的经济危机；工友的精神空虚及无助在富士康事件中一览无遗。高校社工及辅导员要面对学生自杀的预防与危机介入。司法社工要协助被捕的案主，面对法律的制裁；严重犯罪者要面对身陷囹圄的境况，甚至终身监禁及死刑，对犯人及其家人而言都是重大的灾难，而由于这些灾难的缘由与案主的个人行为直接相关，使得社工面对的处境更为复杂，要在社会公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当然社工并非执法者，可以站在案主的立场，帮助案主接受即将发生的不可逃避的现实，辅导案主为自己及家人在物质、生活、工作上作最好的安排，与及在精神方面寻求安静和安详。

       在社区性灾难面前，社工应投入救济安置工作， 同时安慰灾民，协助寻找家人。社工可协助管理灾民中心，组织灾民自救，自我管理， 为灾民参与重建物质与精神的社区打下基础。为灾难中残疾的个人，社工提供康复服务；为孤儿孤老社工要建立照顾服务，为灾民生计社工可组织社区生产互助团体，为社区整体重建社工可推行社区精神健康工作。工作方式包括学校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等等。

灾难社会工作课程应否必修

       大多数灾难社会工作的文献，都集中在重大自然灾害的反应行动，包括心灵抚慰、救济、临时安置、社区自救自助以及社区重建等主题，较少文献描述社工对个人灾难的回应。因此，很多社工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灾难社会工作是一项十分专门的服务，个别社工不会被要求或被派遣到灾难回应的行动当中。因此，灾难社会工作是社工课程中属于“可学可不学”的内容，国内外很多社会工作教育课程里也没有将灾难社会工作列入必修的范围。

以2010年上海高楼重大火灾为例，当时，公寓内住着不少退休教师，起火点位于10-12层之间，整栋楼都被大火包围着，楼内还有不少居民没有撤离。至11月19日10时20分，大火已致使58人遇难，另有70余人正在接受治疗。

       如果你在上海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但不在静安区，你会主动参与灾后工作吗？有些同工可能尚未认识到灾后服务是每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社工的共同责任。其实这并非是个别社工的责任，而是上海社工专业的集体责任。所以几天之后，全上海的社工院校、社工协会、社工机构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民政部门分派来自各区的社工，分批探访灾民。政府安排了灾民分批住宿。一些灾民家中没有伤亡，只是财物损失，情绪还相对稳定；另一些灾民家中有老人家或子女在大火中死亡， 灾民的情绪异常激动， 社工需要耐心抚慰，对没有相同经验的社工而言，挑战还是很大。无国界社工也在三天之内抵达上海，为准备灾后家访的社工进行培训。

       与其临场畏惧，不如早为之计。汶川震后，不少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已意识到社工人员的培训不足以回应灾难，以致“被投入服务”时显得惶恐不安、手足无措。2010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社会工作及社会发展会议上，很多与会者认为应将灾难社会工作列入社工课程之内。但事隔数年，纵观国内及香港社工院校的课程，将灾难社会工作教学列入选修课的都尚付厥如，遑论列为必修课程了。其实个人灾难性事件是每个社工都有可能碰到的，社区灾难性事件社工也难以逃避，所以加强灾难社会工作的教学内容已刻不容缓。

       在培训社工应对常见的个人灾难方面，常规课程有部分理论与技巧是可以运用的，但大多分布在不同学科课程中。例如“危机介入的理论”，社会工作理论的范围应有所涉及。有关灾后创伤反应及障碍，心理卫生社会工作也会介绍。但由于内容零碎分散，学生难以自行整合和运用，再加上每一个环节的篇幅有限，并不深入，对危机介入理论衍生的“重大事件压力解说法”，解构不足。执行这些工作方法非常重视程序，如，学生没有反复练习，临时也无法应用。故此开设一门约42课时的必修课是较佳的选择。本人曾设计并推行此灾难社会工作课程，新加坡学者陈永强教授也设计了灾变管理课程；前者重视介入技巧,后者则较重视社会政策及管理系统的设定。

      灾害促进社会工作发展

      当个人灾难或社区灾难发生时，当个别的前线社工被召唤投入回应行动时，其实不单这些个别的社工人员要面对挑战，而是整个社工专业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政府和社会都在考验社会工作专业的能力、方法与成效；考验社会工作专业能否在社会、整个社区或个人遇到重大事故时，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帮助社会渡过危机，克服困难，绝处逢生。

       台湾9·21地震之后，全国三份之二的社工曾被派赴灾区，虽然他们在灾区工作的时间大多少于七天，工作性质多为救济，但动员面之广令人诧异。可见，台湾政府重视社工专业队伍在回应灾难中的角色，尤其是与灾民接触中，给予了幸存者适切的心理抚慰。社工在这特殊时刻产生的微妙的作用，让灾民意识到政府重视救灾的工作，同时也促进了台湾社会工作进一步的发展。

相关资料显示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发生后，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人员人数大幅增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原苏联的第一座核电站，距乌克兰首都基辅只有140公里。1986年4月26日当地时间1点24分发生严重爆炸，释放出的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 祸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联合国估计死亡人数接近十万人，白俄罗斯两成的青少年患上慢性疾病或致残。为了协助受影响的居民面对疾病，残障和绝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当地三国建立了11个社区中心。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少台湾及香港社工团体积极投入救灾回应行动。

       香港社工界基于血浓于水的精神，与灾民感同身受，各大学社工系老师联结内地的伙伴赶赴灾区支援，如香港红十字会、香港救世军、香港青年发展基金、香港复康会、香港明爱等均参加灾后工作，其中也包括了专注于灾难社会工作的社工机构——无国界社工。无国界社工是香港社工组成的团体，世界各地灾难发生时便组织社工前往灾区担任专业义工，提供灾后辅导、情绪支援，协助受灾的个人及家庭面对灾难，联结社区资源克服困难，陪同、促进受灾人士重组社区，重建家园。

       应对汶川特大灾难的挑战，我国各地的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也联动起来。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推动下，各社工院校的老师带领他们的学生奔波在成都、汶川、绵阳、北川、德阳和青川的路途上。也有一些社工老师是响应当地政府，如广州市和上海市政府的安排，前往参与灾区灾后支援工作。总体而言，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社工有秩序、互相协调地介入了汶川的灾后社会工作，并持久地进行灾后社工服务，给广大的灾民与四川省市政府留下良好的印象，社工成功地应对了时代给予我们的考验。

       灾难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结果是，将世界各地的社工联结起来。为了减轻人们的苦痛和恢复正常的生活，社工跨越国家的界限，同心携手联合救灾。美国的FOCCUS,Inc.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川盟是另一个例子。

       美国的国际联系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Connection -IIC) 成立的原意是在前苏联推广萨提尔 Virginia Satir 的理论，于1995年在苏联举行国际会议。1996年应 比高伟斯（Norma Berkowitz）的倡议开始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区中心的工作。2002年成立了FOCCUS（出自http://friendsofchernobylcenters.org）FOCCUS,Inc. 因为长期支持了乌克兰其中五家社区中心的工作，于2003年获得美国社会工作者基金会奖项。

台湾社工界在1999年“9·21”台湾地震后，成立了“全国民间灾后重建监督协调联盟”（简称全盟），在此基础上为了支援四川又成立了“川震台湾服务联盟”（简称川盟）。他们当中有前线社工、学者、基金会以及台湾红十字会，将物力、财力、人力投入四川震后回应中，更重要的是将宝贵的灾难社会工作经验带入到中国内地。

灾难社会工作探析（二）

作者：黄匡忠  杜雨薇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

       历经灾难会使灾民显得无助与无望，有些人会变得很麻木，对事物表现出过分冷淡，以至于精神恍惚，有时甚至会否认曾经发生过灾难；有些人则在灾后忙着恢复重建，将自己的悲痛掩闭，但随着时间推移，伤痛又会重现。

受灾者灾后不同阶段的症状

       社会工作者到达灾区，开始接触不同年龄的灾民群体，需要透过敏锐的观察，尽快辨别哪些对象需要社工的专业关怀。这也要求社工深入洞察受灾者在不同时间段内所显示出的心理压抑的表征，并透过积累经验，尽快对灾民进行分流。

       在灾后24～７2小时内，由于灾难刚过，大部分灾民会担心灾难再次发生, 害怕自己或亲人再次遇难，害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担忧自己崩溃或无法控制自己的无助感。这种恐惧在地震、海啸、火灾等灾难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烈。有家人离世的幸存者则会有严重的罪恶感，憎恨自己没有能力救出家人。他们也会感到愤怒，觉得上天对自己及家人不公平, 抱怨救灾人员的行动缓慢,无法解决问题，漠视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的需要，而且他们往往会一直沉陷在对已逝亲人的思念中。

       在身体方面，大部分灾民会感到十分疲倦，发抖、抽筋，失眠、做恶梦,喉咙及胸部感觉梗塞、呼吸困难。严重的则会伴有恶心、 记忆力减退、肌肉疼痛（包括头、颈、背痛）、心神不宁等症状，甚至会出现心跳突然加快、反胃、拉肚子等情况，女性则会发生子宫痉挛, 出现晕眩、月经失调的状况。上述的表征是关于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社工人员碰到这些情况应给予安慰及解释，并适时回访他们这些情况持续转坏还是有所好转。

       在灾后4～100天这一个阶段，由灾难带来的冲击会日渐减退，大部分灾民的身心状态也会恢复正常。但也会有部分人出现焦虑、生气、怀疑、急躁等情绪，如在身体方面，有消化不良、头痛的状况，在行为方面，受灾者只关心解决个人问题，不再愿意和社区中的其他灾民或探访者分享感受。这些症状一般会表现在失去了亲人或财物的幸存者当中，社工应增加看望他们的频率。

       少部分灾民在灾后会表现得很沉静，努力于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但在101天以至1年间情绪或许会突然崩溃，这是灾后心理压抑的滞后反应。因为当安置工作停顿下来，人身的安全和物质条件解决后，他们有了空间和时间回忆失去亲人或家园的悲痛，这些也是社工在后续走访时需要注意的现象。

重大创伤症候群

       受灾者经历了重大的灾难或创伤，心理和生理症状如果持续得不到改善，并影响正常的功能，就会形成重大创伤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它可以由个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引起，如战争、坠机、火灾、强暴、身体虐待、目击车祸发生等；也可能是间接的经历所导致，如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报道也可以引致PTSD。

        重大创伤症候群的主要症状如下：

        有再次经历创伤事件的感觉。患者会不断重播痛苦的记忆，或会梦见灾难事件及其他的恐惧事件。每次回想事件时，他们容易引发很大的情绪和生理反应。

       出现逃避行为。患者会逃避与灾害有关的活动、地点，甚至对回忆事件的重要部分产生困难。

       出现情绪麻木的现象。患者会对事物失去兴趣，对平日重要的活动不想参加，与他人逐渐产生疏离感，感受不到交际带来的快乐。这些人也往往会对未来抱有悲观的情绪，有“不想工作”、“不想结婚”、“不想活”等各种消极念头。有警觉现象的发生。患者会难以入睡或容易惊醒，脾气易怒，注意力无法集中；凡事过度警觉，有惊吓反应强烈的情况。

       针对重大创伤症候群，社工需要耐心对待，要持之以恒地与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

       在南亚海啸时，我们到了泰国，一位老婆婆失去了全家子女及孙儿，只有她一人幸存。她躲在帐篷里不愿参加一切活动。在社工人员不断探访和鼓励下，过了大半年，她才开始参加我们举办的包饺子活动，终于重新融入了社区。

       四川汶川县映秀的两位老师，在汶川地震中都失去了妻儿，孑然一身。白天他们埋头教学，黄昏拼命打篮球，晚上喝酒。他们把妻儿的遗物锁起来，碰也不碰，提也不提。尽管如此，社工坚持不懈地与他们建立好专业关系。过了八个月，在一次他们被邀请到珠海参加社工组织的活动时，他们才慢慢地分享了他们的悲痛，打开了心锁。

       这些患者“越不去想，就越不得不想”，这恐怕是灾后创伤中回想症状的最佳描述，也称为“侵入性思维”，需要社工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

       创伤评估和早期介入

       灾难发生后，及早评定创伤、迅速找出合适的治疗方法，是很重要的。然而汶川地震所带来的挑战对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于2008年5月16日先后来到成都。当时，超过3万幸存者涌入成都，高峰时大约有3.5万人暂时躲避于绵阳的九州体育馆。被送往医院的伤者超过千人，在他们当中，数百名成人和儿童不幸成为残疾人。我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精神科，地方政府委派该科医生整合当地所有受过训练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为幸存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临时避难所、学校以及医院都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幸存者的地方。

       社工和心理治疗师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适当地评估。在其他破坏程度较低的灾难中，评估工具如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DSM-VI-TR）、简明症状问卷(BSI)、贝克抑郁量表(BDI)、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我报告问卷（SRQ）都是可以首要考虑的。其次是普通健康量表（GHQ）也经常用于精神压力的评估。然而这些评估工具对于四川当时的严峻情形来说都太过冗长。普通健康量表简单版（CGHQ-12)可能是在大规模灾难中比较方便的工具，但它只是压力量表，有压力不一定有灾后创伤，出现压力很大的对象我们便应转介给精神科医生。实际情况中，灾民也不愿意接受重复的问卷访问。

        当时，我们社会工作者队伍通过最基本的家访方式来寻找面临潜在危险的居民。在家访过程中，我们向幸存者提问一些有关身体状况、压力症状的问题，灾民就乐于回答。另外，我们还尤其关注了那些有夜间难以入眠、半夜惊醒、侵入性思维、噩梦不断、食欲不振、逃避现实、自我封闭等症状的人。这或许是鉴别出那些最需要心理支援的幸存者最准确的方法，而且家访中的聊天也是一种让居民倾诉，具有抚慰性的方式，一举数得，远远比那些要受助者回答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有效。

       缓解情绪与身体症状的方法

       在灾害发生后，尽快让灾民恢复日常生活的状态是最为重要的，这就需要让灾民们尝试接受现实，抚平情绪的伤痛以及缓和身体上的不适；尽快地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恢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还处于身心发育阶段，及时给予帮助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儿童的典型反应是退缩行为，失去亲人、宠物或有价值的物品对他们而言是特别难以舒缓和适应的。在这个阶段，社工应尝试以玩耍的方式鼓励儿童恢复身心社灵方面的全面康复。

       6～8岁儿童的特征和适应方法。

       这个阶段的儿童小肌肉开始发展，而肌肉发展需要活动,他们会觉得与其观看不如亲自做。因此，灾后应为他们提供多种活动，如游戏、小手工等,为他们准备强度较大且参与性高的活动，但应避免太细致的工作。

在智力方面，这个阶段的儿童正处于学习阅读书本和写字的阶段,他们喜欢字卡和数字游戏，注意力能持续大约10～15分钟。灾后学习适应方面，社工可以尝试让儿童经常习读绘本的部分内容,利用字词或数字进行游玩，并让他们绘画,引导他们明白事理。

在社交方面，这个阶段的儿童喜欢和其他儿童一同玩耍,爱说话,也能与异性相处,但仍会有点自私。灾难后，社工可以提供集体游戏活动，在活动中不按性别分组，让他们谈论有兴趣的话题，增加他们能把事情做好的信心，并给予适当称赞。

       9～12岁儿童的特征和适应方法

       这个阶段的儿童非常活泼，喜欢有挑战性的事；他们强壮、爱吵闹，喜欢斗气、角力，热爱户外活动。灾后，社工可以安排他们做一些有挑战性、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建议他们担任小义工，为灾民中心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除此之外，社工还可以链接资源，为他们提供书籍，给他们写字的机会,也要让他们思考和参与决定灾民中心的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阶段的他们还喜欢结党, 崇拜英雄，却不喜欢异性。社工要做好他们的陪伴者, 建立关系密切的少年小组，真诚地与他们交友,教导他们要尊重别人的感受，为灾民中心带去正能量。

灾难社会工作探析（三）

《中国社会工作》 作者黄匡忠系香港无国界社工董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专业主任，江紫红、周甜系香港无国界社工机构社工

       今年10月15日，菲律宾发生7.2级地震，这是菲岛1602年以来所承受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菲律宾中部众多贫穷的家庭因震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呼吁香港社工前往支援，香港无国界社工也一直试图与菲律宾有关机构取得联系，希望在全面掌握灾区的情况后，派出灾情评估队伍，但因各种因素，我们拖延了出队日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8日，超强台风“海燕”在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登陆，中心台风达每小时314公里，是今年以来全球最强台风。截至11月22日，菲律宾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5209人。

       面对这样的窘况，香港无国界社工再没有拖延的理由，11月16日，江紫红、谭彩凤和施能熊一行三人，从香港飞往宿雾。临行前夕，社工江紫红和我通了电话，表示香港无国界社工评估员对菲律宾是否安全以及当地救灾机构的情况并不掌握，难免有点担心。

       基于对灾害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我向江紫红解释台风“海燕”杀伤力之所以如此巨大，与当地的地理及物质条件有很大关系。一些地势平坦的小岛，4米的巨浪就会对房屋造成毁灭性的损害。菲律宾为岛国，共有7107个海岛（官方2007年统计）。除了吕宋、宿雾和棉兰老岛之外，东部海岛大小不一，且大部分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岛上的居民都以农业、渔业为生。台风来临，渔船、农作物全被摧毁，房屋屋顶也被横扫而起，因此，这样的灾难带给各个岛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因为菲律宾为天主教国家，所以在东部这些贫困的海岛上，在木屋群中还有教堂。我向江紫红分析这次风灾与上次地震对当地的影响大有不同，地震中很多教堂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而破败的木屋倒下造成伤亡的人数不多。但风灾则相反，木结构的房子化为乌有，灾民所有的财物都会被巨浪冲走，而教堂屹立不倒。那么，在风灾之后，教堂会顺理成章地成了灾民安置中心。香港无国界社工到了宿雾，只要和慈善团体接触便可知悉各地灾情。重灾区应当不在宿雾，而在人口较多、地势较平坦、居民较贫穷的岛屿上，只要天气晴朗，从宿雾便可乘船到这些海岛。果然，香港无国界社工抵达之后，很快便到了不同的灾区展开慰问，所以我向他们发了一段微信：一些事情没有想象中的困难，要敢于行动。

       这次菲岛行动，让我们重温了灾难社会工作的重要一章，就是在灾难之后社会工作应如何介入。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像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我们如何用ACT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来开展灾难不同阶段的工作。

      ACT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在灾后支援工作中，人们往往认可发展较早的精神健康专业，而社会工作却被忽略。其实，社会工作在灾后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被忽略往往也因社工未能准确把握自己的角色有关。在下文中，我会通过ACT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来阐释社工在灾后可扮演的角色。

      这几年来，我一直以ACT介入模式为框架，策划我们的灾难社会工作。大家也许非常熟悉危机介入的理论，但少为人知的是提出ACT模式的作者Albert R. Roberts在9·11事件之后已将危机介入理论拓展为灾后社会工作综合评估、介入与治疗的ACT模式。以下介绍一下ACT工作模式：

       ACT模式中的A，即为“评估”（Assessment)，包括评定有无急需的医疗救治需求，有无对公众安全或财产的危害，然后按评估结果进行分流，以预防次生灾害。评估还应包括创伤评估、生理-社会-心理评估以及文化评估。ACT模式中的评估手法，均以社区为分析单位，甚至包括评估灾难对文化的影响。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中，社工应注意到汶川和北川都是羌族文化的社区，羌族没有文字，文化依靠口授传诵，现在只有少数老人仍然记得羌族的语言和诗歌，而老人在地震中是较易伤亡的一群，所以社工在灾后倾力关怀老人也间接产生了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

       ACT模式中的C，即“危机介入”（Crisis Intervention)。“C”首先指链接（Connecting)。这也是社会工作手法之一。我们社工应该为灾民链接救灾单位及物资等资源，重建社会的支持网络。其次，“C”是指重大事件压力减释会的方法（Critical Incident StressDebriefing)，简称CISD。同时，Roberts的危机介入七阶段理论、优势视角和适应概念等也是该模式的主要环节。如，汶川地震中共有6万多人死亡和数万人失踪，很多人丧偶。家庭中的幸存者会感到悲痛和孤独，而生活上也因丧偶、料理家务及照顾孩子均感困难，这些都是那些家庭面临的危机。社工可以通过链接资源，帮助受难家庭寻找照顾孩子的机构，找志愿者来帮忙整理杂乱的家务等。同时，可以开展压力减释会，让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释放悲痛，缓解心里积压的苦楚。

       ACT模式中的T，即治疗(Treatment)。Albert R. Roberts特别介绍了创伤压力反应、灾后创伤反应、紧急创伤与压力管理等10项程序。社工在具体情况下，可参考10项程序有序开展工作。

       总之，ACT模式给予我们一个介入灾难的框架，而且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会工作介入过程。

ACT模式也让我们了解到社会工作的介入手法与精神健康专业的介入手法确实有明显的区隔。精神健康专业虽然也引用社区精神健康的模式，但一般专注于个人，且注重治疗多于构建。而社工的介入手法一开始就是注重整个群体，从整体开始评估，再逐步介入，进一步了解，最后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治疗工作，这是一个严谨有序的构建过程。

      运用ACT模式介入菲岛行动

       近日，社工彩凤在从菲律宾发回来的微信上说:有一位住在班塔延（Bantayan）岛的19岁女孩，正在念高中。台风“海燕”来时，只有她和三个弟妹在家，房子也完全倒塌了。台风过后，她非常恐慌、感觉无助。她母亲身故，父亲仍在狱中。她的三位已婚兄姐离开了班塔延（Bantayan）岛，只有她来照顾三名仍在念小学的弟妹，灾难令她无法面对艰难的现实。这个鲜活的案例，正好说明灾后社工帮助灾民寻找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那么在危机介入的手法上，社工与心理治疗师会有所不同吗？社工引导案主解决危机时，解决的方法不单要让案主的认知和情感得到调适,也可以结合社会资源,或通过改变处境来协助案主得到更佳适应。而心理治疗师只会针对案主个人的情绪和认知进行治疗。

       至于治疗方面，由于当时ACT模式的局限，Albert R. Roberts所介绍的治疗方案，较多是借鉴了心理治疗惯常做法。社会工作强调全人的健康，康复的治疗手法应引用身心社灵的理念，鼓励案主除了接受个别辅导外，应进行体育活动和灵性活动，透过体质的改善来克服心理上的阴影和障碍。随着社区的重建、社区功能的恢复，社工除了跟进该女孩个人状况外，还可以通过社区发展性、康复性活动让女孩融入集体生活，从而逐渐走出阴影，重拾信心。

      社工的角色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种种外，社会工作理论还重视“能力建设”，而能力是社会性的。灾后社会工作也可分为应急回应、恢复回应、准备回应,故此，社工在“准备回应”阶段应担负防灾避灾教育的主要角色。治疗的目的是在康复中建立抗逆能力。雅安地震发生后，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了北川的社区民众前往雅安当支援义工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美事，也是社区能力建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次菲岛的后续支援工作，社工也会更加关注以社区为本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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