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农民一个生命的意义系统？

yilingche · 发表于 2009-6-5 19:58

能不能给农民一个生命的意义系统？——“华中乡土派”调研记录摘编及阐释
一
湖南省汉寿县汀村菜花组村民陈远行：“我今年31岁。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那个厂虽然没有倒闭，但是工资降低了，只有不到2000块钱，工资太低，我就走人了。等过完年之后，我还是要出去。回家种田不太可能，也不想种田了，这么多年没有种过田，不习惯了。在外面如果一个月能有1500块钱的工资，就不想在家里面。”
“现在已经不怎么适应农村里面的生活了。农村里面特别地落后，公路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样子，到处都是长满了杂草。外面虽然也有的地方是农村，但是交通公路都比我们好多了。城市里面有电缆、水利、电力等等都比我们这里好。我们这里到现在用电都还不方便，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电视都看不了，电灯太暗了。现在没有条件在家盖房子，除非再打几年工。我自己也想盖新房，如果有钱我还是想到城市里面去，但是没办法，自己还没有那个本事。有钱的早就盖了房子，现在物价一上涨，穷人家想盖房子也盖不了了。”
湖南省汉寿县汀村角罗组村民潘枝花(女)：“我今年23岁。我自己回家感觉很不适应，所以，经常都不想回家，但是，过年的时候，没办法，要回家来看看爸爸妈妈。每次回家后都感觉比较无聊，只有打打牌，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打牌，或者看看电视。现在没有以前小时候好玩，以后啊，当然想在外面城市里面买房了，谁还想在农村里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在外面买房，先慢慢挣钱再说吧。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生活，也可以到本地县城里、街上买房。”
在湖北阳新宏村，2001年出去打工的女孩夏米霞说：“看到村里的打工的人觉得十分美好，觉得至少可以自己赚钱了”。2007年秋，她二娘翠英曾经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赌气差点与他结婚，最后是米霞先不同意。她说：“我不喜欢在家里呆，我考虑的事情较多，因此不能达成一致，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不是我喜欢的哪一种，就算了。”“因此我家里父母说我不听话，说‘别人姑娘说一个就是一个，跟你说几个你都不同意’。”她解释几次介绍婚姻失败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吧，我以前喜欢一个后来分了，后来介绍的都不如他优秀，至少要接近他，我很怕(爱情)。”
“ 那个男子是外省的，我想到这是我找到的最喜欢的一个，当时我其实不想放弃，放弃了就再也找不到了。那时想到这是特别美好的，爱情本来是特别美好的。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听家里人话，母亲哥哥全家人都反对，那时我非常痛苦。当你喜欢一个人全家反对，那种痛苦你未经历过，所以是感觉不到的。”
有位曾姓女孩的姐姐这样形容妹妹：“她打工一年回来，全部变了，湾子的小孩都围着她，都不认识她了。”但当家里为她介绍对象，她这个不肯，那个不肯，看不顺眼，即使有韩国人追求她，她仍然孤身一人，父母姐妹无不为她担心。今年过年，她没有回来，除夕晚上她给全家人打电话，哭个不停。
娇是一个略显腼腆的女孩，她说自己“打工就像旅游，一去就回了”，对于2009年的打算，她则表示“搞不清楚，还未确定，跟着爹妈一起走”。她2006年、 2007年、2008年都去过深圳打工，可是最长的打工时间只有两个月，那是2008年。2007年，舅舅介绍进厂，她干了两天就没有干了。08年在深圳不能糊口，那么只有回到家里，接着到父母所在的黄石市。她姨妈介绍她到饭店打工，她做了一天很不习惯就回来了。余下时间仅在父母那里看电视，一直到快过年才回家。
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正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根在乡下，才能承受城里血汗工厂的剥夺、辛苦劳作，赚钱为了后半辈子在农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生命的意义在乡下。只要农村的经济环境宽松，他宁愿不出去打工。
第二代农民工就很难说了。生活的面向可能已经在村庄之外，经济不景气时，即使土地能够承载生存，他也未必愿意回家。打工时可能不断跳槽，回到家里很难找到同类群体，无聊、憋屈，不愿意干农活。从小接受的教育，包括新闻传媒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心已经完全在村庄之外了。
现在可以看出农民工打工返乡的生命历程。
第一阶段，肯定是幻想阶段，年轻的他们对未来充满幻想，渴望早点跳出农门，希望成为城市人。
过了幻想阶段，就进入适应阶段，尽量适应城市的工作。这个阶段，女孩子更容易适应一些，最终能在城里立足的，女的比男的多——很多是通过对男性的依附。这是相对平稳的阶段，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心态在放平。二三十岁以后就有了危机感，要面临婚姻的问题，往后再过几年，城市梦就开始破灭，越来越切合实际 ——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养家糊口，为回家过体面生活作准备。
现在三四十岁的农民工，还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演化中。现在20岁的这一批，同样会走上这一历程吗？很难下结论。
两代农民工做出的巨大牺牲，支撑了中国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二
江西省新余市雁塘村，总共91户农户，长年不在村里居住的有29 户，其中有13户在县城购置了楼房。，留下的基本都是40岁、50岁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和老人和未达到上小学年龄的孩子。因此，村里有三分之一的民宅周围长满荒草，地势坍塌无人整修。村里用于农田灌溉的唯一的抽水机在2004年就老化了，至今已无人整修。村里集中榨油的房屋在2003年倒塌了，榨油机也卖掉了。
1993年，雁塘小学是一所拥有8名教师、近150名学生、设置一至五年级的完整小学。2003年以前，村里的适龄孩子基本是在这所小学就读和完成学业的。2000年以来，生源不断减少。 2005年，由于生源不足，县文教局调整后，仅留下了一名老师负责一至三年级九名学生的教学工作。2008年，雁塘小学已完全“消亡”。
1992 年打工浪潮席卷雁塘村之前，村民都是一年365天生活在村里。人们之间的联系紧密，交往密切。作为一个单姓村，它是由同一个钟姓先祖传下来的。为了保持土地等资源的不外流和整个村庄钟氏家族的纯正性，他们一致抵制任何其他姓氏的人迁入雁塘村。所以雁塘村没有一户杂姓户。雁塘村的祠堂是由村民自发凑钱、于 2003年正式重建建成的。那之前老祠堂破败不堪，但是是村民们娱乐休闲和“参政议政”的集中地。
村里的男女老少，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农闲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此：正月里看戏，平日里闲聊，村干部开会动员村民参加义务劳动，商议村里的重要大事并作出决定，孩子们做各种游戏。祠堂是雁塘村村民集中的场所，也是村规民约发生效力最集中的地方。人们往往在这里对村里“不合群、不守村规的人发表议论。这会对村民的行动产生较大的舆论压力。但现在去祠堂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到了年底，外出打工者回来了，也很少去祠堂了——这些见过大都市各种现代化娱乐的打工者已不再对祠堂的传统游戏和闲聊感兴趣。除了打麻将还能将其中一些人聚在一起，其他的人之间就没什么联系。
一些村民这样描述这些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年轻人回来能搞么得？一不会防虫治虫，二不会育秧插秧，三不会农田施肥。”“打工的回来了。体力劳动不愿意做，就知道搞偷偷摸摸，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农民都有三怕，一怕盗窃，二怕地痞，三怕灾害。”“好多人打工打惯了，回来干不了事，只有打牌。打牌输了钱，就去行凶去抢。打工回来不干农活。农民工返乡，没得事做，搞么得？”在这些村民眼里，许多青年农民工返乡之后难以适应传统的农耕生活，在家天天闲着没事就打牌。返乡农民工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农村能不能给农民一个生命的意义系统？
进城动力最强的、对农村最唾弃、最厌恶的，往往是村庄共同体解体最厉害的。除了收益，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
基层组织的乏力、溃败，不容否认。乡村两级组织表面看来越来越科层化，根本没有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前乡村两级是一种简约的治理，今天走向复杂化、科层化，而且是虚假的科层化，空壳化，丧失了行为能力，很可怕。农村是个共同体，才能维系基本稳定，遇到问题能稳住自己，虽然村庄共同体在不断解体，现在还是能承载一些危机，所以我们提出：要维系甚至加强农村的一些承载能力。市场有时会失灵的，不能包治百病。市场最完备的国家，政府最强大，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即使没有国家权力，基层社会也不会按照市场的权力来运作，而是会滋长出一个“二政府”出来，在农村，很可能就是黑社会，因为它效率最高。
(本文所摘调研记录由田先红、夏柱智、钟琴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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