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桂城督导培育 于 2014-10-15 10:37 编辑 4 ^: c! O) h* u
1 T6 h/ z* \, n+ {1 P9 k草根NGO怎么跟政府打交道? $ J9 ]$ H9 k* L. x! ^
《中国财富》杂志2014年10月刊 记者 黎宇琳实习生 罗苑
, N0 Y' H/ U) ~& Q) ]2 [% G' K) o 434万,广东流动儿童人数领跑全国。在过往30年中,种种社会问题伴随着经济腾飞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尤其是其教育问题如何求解,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难题。幸好,与之相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正在试图为之出力。 f4 z) c0 L7 M, W% I) G$ \
为解此难题,民间教育力量正在出现联合的趋势。以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为代表,广东本土12家关注乡村儿童教育的公益机构希望发挥民间力量的在地优势,整合、连结更多专业和优质社会资源,试图为解决当下城乡儿童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助力,并形成该领域从倡导到行动的长效联动机制。 % g: u% Z' m( H, v' D1 Z
正如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只是单打独斗,没有形成一个链条,谁也走不远。 4 v* L) x! ~ V9 V, E
联合是大势所趋,与政府合作更成了公益组织的必修课。NGO人正在思考:如何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源发挥合力、如何有效推动更多社会资源助力乡村儿童教育服务?
; {' Q" ^+ K" q: ?! G$ v 绿芽的尝试 , ~; Q* |6 ?; ?
“有些企业可能想为乡村教育做贡献,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有效率,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平台让关心教育的政府机关、企业、教育公益机构等联合起来,就能更好地撬动各方资源。”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女士如是说,在她看来,对基金会本身而言,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落地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 ?3 b3 r$ K) J* @2 K8 S 业内人士总结称其逻辑模式是“主张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扎根社区,强调在地经验的总结推广”、“从一个很窄的、社会很关注的领域进入,从而推动教育发展。” 3 y$ w2 ~4 K: H5 o
去年年末,绿芽基金会“太阳花”公益行动首个试点项目—关爱留守儿童青春期性安全教育项目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正式启动。该计划旨在培育当地的“中小学青春期性安全教育骨干讲师”,在试点小学针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开展青春期教育课堂,并推动当地其他学校青春期教育的普及开展等。“五年内希望儿童性安全教育在广东中小学全面开展”,这是绿芽基金会的愿景。 3 |( O0 |3 T; }3 L( C2 t
谈及与政府的合作,蔡文方笑称:“现在做什么离得开政府呀?”与政府合作共享社会资源的同时,蔡文方认为机构仍能保持自身独立性,“我们非常清楚自身的价值观、目标,不会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其次要培养多方的筹款能力,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 X p2 N6 W- ]5 `2 H8 P 关于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她强调站在企业立场换位思考的能力,要尽可能告诉企业你能为它带来什么,这样会更加容易得到企业的合作机会。
: M' N( c) }4 k3 l3 o 领军者们的思考 7 Z6 f% _, q1 L& D) T8 m! F! k
如果说民间组织的相互联合还算容易达成,那与政府的合作就成了不少草根NGO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但也正如蔡文方所说,NGO做事很多时候离不开政府,政府支持,事半功倍,政府反对,这事根本就做不了。 , b1 l* h- C3 W' i
媒体人邓飞与政府打交道就很有一套。“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邓飞常常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座上客。邓飞在分享经验时说:“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去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政府介入。这样大规模的改变,单靠民间捐款是不可能完成的。” # e' _9 x# p0 u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来超也有类似看法。她说,民间行动很大一部分功能是探索出可行性方案,再做政策倡导,吸引政府力量关注。
$ }8 X9 \; ? X& N* U+ [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接手就意味着民间慈善组织就可以不作为了。但邓飞并不认同此观点,在他看来,NGO的活要是让政府接了,NGO可以回归到监督的角色。 2 {+ [2 d- q, O, N x
在千禾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看来,基金会“合作者”的角色定位正体现在“多元共治”。他所指的“多元共治”,就是指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进入,谋求资源共享,协同共治。 6 \6 I4 ]5 z7 H6 F+ }$ m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希望政府能在与NGO的合作中更多放权,“中国的慈善要跟政府互动,但政府不要管太多,该放就放、要更开明、更包容。” ' B. }4 c V. p2 j" J"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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