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第四种模式”

社工哥哥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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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5 P6 f5 A( O$ ?" h6 D社工组织给富士康的另一剂药方 且看社会工作的“第四种模式”
+ D- o) N  r5 L“我大概是6月10号左右的时候接到了伟创力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告诉我伟创力获得了2009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之‘关爱员工奖’单项奖项。”6月中旬，非营利机构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下称协作者)的首席统筹李涛对记者说：“大家高兴坏了，伟创力是唯一获得‘关爱员工奖’的企业。”
, z, b5 r, N3 b; ^7 k$ k　伟创力的总部位于新加坡，是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制造服务供货商，据称是全球第二大的IT代工厂。当他们在北京获得了“关爱员工奖”时，正是电子代工厂的龙头老大富士康因为多名员工连续坠楼而陷入泥沼之时，此时，富士康在中国几乎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代名词。
9 Q3 c) G& I$ K" H　有专家指出，反观伟创力的这次获奖，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与协作者的合作。北京协作者主要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手法，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服务。从去年开始，伟创力出资60万元，资助协作者在珠海成立珠海协作者，为伟创力及其整个工业园区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
! \; h% N5 _( {- ?! G员工满意度高企业才有竞争力
4 Z8 G" G' b! d* \1 |2 V  s　“这次获奖再次证明了我们当初合作的承诺，不是短期利益，而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来推动社会发展。”李涛难掩自己的兴奋：“伟创力自己都不会想到，在一年后会获得这样一个奖项。”
　李涛表示，他平均两个月去珠海一次。每次都会看到工业园区的工人或是在协作者的办公室里看书，或是在和社工聊心。“每次去我都会感受到力量，在功利性如此强大的工业园区，有这么小小的一个房间，每个工人可以毫无顾忌进去，放下利益纠葛，打开心胸，放松心灵。”
　最让李涛感叹的是因为珠海协作者的存在，让以“利益至上”为原则的工业园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当珠海协作者刚出现的时候，工业园区的相关利益方都用怀疑和观察的眼光打量，但最终不由自主的被感染。”如今，园区的电影院免费对工人开放，由珠海协作者自主放工人想看的电影。“刚去的时候，一切可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啊。”李涛感叹。
% t- i6 Z( U2 H　“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真正地去关心和维护工人的利益，挖掘他们的潜能。”伟创力企业社会责任及劳资关系管理副总裁黄英祺告诉记者，他们从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高时才有归属感，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才会比较高。“五年前，我们便想到用企业社会责任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伟创力目前是珠海外来务工人员最大雇主，4万名员工中90%员工是外来工。
合作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 n: g( R8 n9 T7 E% _( P6 f　“企业和NGO应该怎样合作?绝对不是说企业可以解决NGO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不是因为NGO从事社会公益，有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帮助企业树立社会形象，这样目光太短浅。”李涛认为，NGO和企业双方的合作，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双方的优势，用创新性的手法，去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当真正这样做了，其实双方所追求的短期利益也可以实现了。
　一位长期从事劳工领域的专家表示，NGO和企业双方都是有局限性，尤其是通过富士康的事件反映出企业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承担无限责任承担所有问题。在生产用工管理上，企业能够做到的就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遵纪守法提供足够福利。在社区生活层面遇到问题，是企业没有办法承担的，这恰恰是NGO强项。“企业应该和NGO合作，把无法完成的事情交给NGO去完成。不是说企业有钱，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事情，企业也要承认，有些事情是企业真做不了的。”
- g( F# o. [: R- `5 M) v　李涛也同时强调，不要对社会组织有过高期望，认为有了社会组织，农民工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富士康事件后，1000个社工去那里，但那是救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善工人的状况不仅需要社会组织用创新的社会手法去跟进，还需要企业改善用工制度，政府去做好治理。三方共同努力去推动。
% @& b1 V" b( @, M. A 如何化解富士康困局
2 X; [* v9 g1 k5 A3 Y1 @3 c* l　伟创力和富士康同是世界500强的代工厂，面对富士康的困境，该怎么化解，协作者和伟创力的模式可以推广吗?推广后会有效解决代工厂所面临的问题吗?
　李涛的答案是肯定的：让工人体面劳动，需要企业改变用工管理方式，而工人还需要在工作之余体面的生活，这就需要社会服务的创新，所以一定要培育工业园区的社工机构来承接这种社工服务。但由于社工服务机构局限性，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企业也要愿意来购买服务。“只有三方合作推动，才会有效果。”
1 L+ o! ~" {, e& ~. ^) k　珠海协作者的成立就是NGO、企业、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伟创力)出资、社会组织(协作者)运作、政府(当地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撑，以满足社区居民、企业职工和流动人口不断变化和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为目标。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社会工作处王克强处长就曾将珠海协作者的成立看作是社会工作的“第四种模式”。
　工业园区得病了，政府和企业的力量都在，但还是没有治好工业区的病，这说明要想解决富士康的问题，解决工业区的疾病，必须需要培养社会组织的力量，如果不培育社会组织，工业园区的病永远也治不好，而富士康的悲剧，也还会再发生。
　值得高兴的是，基于协作者在珠海的成功，现在，已经有其他城市邀请北京协作者去工业园区协助建立社工机构。李涛对记者表示，北京协作者将在今年转型成支持型的机构，去培育社会工作的人才，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并培育专业型的社工作机构。“在目前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中，任何一个单一的组织形态都不能去应对社会问题。必须要把政府、企业、NGO三种组织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去解决问题，这是唯一的办法。”李涛反复对记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