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FBI人质谈判专家

社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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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加里•内斯纳(Gary Noesner)
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萨拉•杜吉德(Sarah Dugui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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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人质谈判专家。当时的谈判技巧仍然相当不成熟，我们只是说一些套话：“如果你放一个人质，我就给你一些食物。”
但1982年，我受命参与了一桩大案，让我从此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事情。劫持人质的是一名贩毒者，利用他的妹妹和妹妹的孩子乘火车运毒。在一次争吵后，他杀了妹妹，并将两个孩子劫为人质。
当我赶到后，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与绑架者展开对话，以便弄明白他的要求，并据此制定策略。但他拒绝交谈。绑架者一般会试图迫使警方按一定的套路行事——他们会说：“你们给我一辆逃跑用的汽车，否则我就杀了这个银行人质。”然后我们开始讨价还价。但这个人似乎什么都不想要。
36个小时后，他终于告诉我们，他非常生气，让我们不要烦他。他说我们并不在乎那些孩子，而且他担心，在他投降后，我们会杀了他。此后，我们终于可以展开对话了——我们说服了他，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并且说到做到。又过了36个小时，他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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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u; x# K9 k, N7 w这个案子令我顿悟：它让我意识到，人质谈判专家必须成为危机辅导员——更具创造性。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运用心理咨询师的技能，从这些人身上挖掘信息，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我看到和我经常密切合作的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一直在使用类似的处理方法。
: G3 g* n* _  J+ }但在FBI内部，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我对积极聆听技巧的日益推崇。1993年，当我们接到命令去韦科围攻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时，分歧变得明显起来，甚至到了危险的程度。一开始，我负责谈判，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大卫教的首领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只有一个要求：“走开，别烦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影响他的行为呢?里面的人有足够的食物坚持到底，而且他们习惯了清苦的日子——断电这招不管用，因为他们都点着蜡烛入睡。
我们开始不再纠缠于他们与美国烟酒枪械管理署(ATF)发生的暴力对抗。我们表示不想伤害他们，并且会尽我们所能解决他们的难题，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似乎起作用了：考雷什释放了35名人质。但谈判专家与FBI里更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人之间的分歧开始加大，后者希望加快谈判速度。我知道这会起反作用，也表达了我的态度。最后，我被另一名谈判专家换了下来。
- l% P1 i1 S& `, {) K2 I" o我还记得坐在FBI总部里收看电视。当他们开始使用催泪瓦斯时，我站起来离开了——我愤怒至极。那天晚上，有75人丧生。
# r! U( h2 x  h: Q! B在我13年的谈判生涯中，我处理过120起海外劫持案件和无数其它的人质事件，但韦科事件是最令我痛苦难忘的。不过，自那以后，FBI和世界各地的其它警察部门，都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暴力的方法。
我2003年1月离开了效力30年的FBI，进入私人部门工作。我仍在培训人们人质谈判的技巧，而我的策略永远一成不变：交谈和聆听。我告诉人们，记住这一点，你不仅会成为更出色的人质谈判专家，也会是更好的父母、伴侣和朋友。暴力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起反作用。
4 p% A2 `$ N* ]" c《Stalling For Time: My Life as an FBI Hostage Negotiator》，加里•内斯纳(Gary Noesner)著，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
5 o9 W0 N4 V6 i0 \; u$ K7 g/ l译者/陈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