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医务社工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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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医务社工的困惑

◎李和昕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10．10(上)

    成为一名医务社工已经两年了，我经历了从“学生社工”到“职业医务社工”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转变。对于我来说，从理论学习转入实际的专业辅导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没有直接督导辅助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显得更为艰辛。

    记得刚到医院时，我对医院的整体架构、患者就诊流程、医院规章制度、科室情况、医护人员分布等信息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平时只是帮助科室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同时接触一些专业工作，如帮助病人申请社会公益救助金、进行简单的医疗救助，以及进行一些危机介入、病人及其家属情绪疏导、医患关系协调等。由于绝大多数病人及其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对医务社工并不了解，很少有人来向我寻求帮助。

    随着对医院的情况逐渐熟悉，也积累了一些实务经验，加上在工作中不懈地宣传、积极探索，我的工作渐渐步入专业的轨道。一些患者在我的帮助下走出了困境，我的工作也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可，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其家属了解了医务社工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医生、护士也主动转介个案给我。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一方面，我感到自己的专业能力有时无法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作条件的限制也影响了社工工作的开展。

面对“三无”患者的两难选择

    患者A，男，13岁，父母离异，父亲再婚。A不愿意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便偷偷从老家来到深圳，以乞讨为生，因患重症肺炎，在医院门口奄奄一息，被保安发现后送到

医院急诊科。

    患者B，男，40岁，以乞讨为生，因到饭店偷吃东西时被打断了双腿，行走不便，又患有严重胃病及并发症，在医院门口被保安发现后送进医院。

医院常常会接触到A和B这样的“三无”患者(这里指无姓名、无亲人陪同、无法联系家人的患者，而这类患者往往无法缴医疗费。根据医院的规章制度，患者没有缴费就无法拿药，从而难以接受一环扣一环的医疗救治。此时，医院及其医护人员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不实施救治，患者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实施救治，由于医院在付出救治成本后却收不到医疗费，医院的经济利益则会受损。从社工的职业价值观出发，对这类患者实施救助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工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几乎为零，加之复杂的工作关系，积极的决策很难产出。

关于尊重未婚先孕者的自决权

    赵某，女，20岁，未婚先孕，孕18周，由家属陪送到医院妇科住院引产；入院后，赵某的家属履行了引产的签字手续，但赵某上了手术台后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同意引产，医护1人员劝解也无效。

    面对这一状况，我决定先让赵某回病房冷静，再让其家属配合，共同动员她引产。在此过程中，我首先要承认、尊重赵某的自主权，在她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让她全面评估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并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同时，虽但即使劝解无效也不能强制她引产，而且不能对其有任何歧视。但是，由于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赵某的家庭成员却对她有歧视性看法。当我试图改变他们的歧视性看法时，却显得很勉强。赵某自己想要小孩的个人愿望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导向是矛盾的，这使我很难从专业的角度作出判断。

关于产后抑郁的认知疗法

    张某，女，28岁，顺产一男婴。护士发现，产后的张某白天总是无精打彩，晚上又睡不着觉。她心情压抑、烦躁、易发脾气，对什么都没兴趣，而且茶饭不思，奶水明显减少。她还总担心孩子会生病，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把孩子养大，常常强迫自己不去靠近孩子。张某日渐消瘦，其家人都很着急，但他们怎么开导她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其家人找我帮忙。

    张某的症状是典型的产后抑郁。接案后，我全面评估了张某的情况，采用认知心理治疗法，并配合医院的辅助药物治．疗。两周后，张某的情况明显好转，脸上又出现了笑容，往日自信、开朗的她“复活”了。送走张某之后，我却陷入了思考：一方面，产后抑郁的高发率投射出对产妇关怀缺失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产后抑郁的认知疗法是否会在家庭关怀不充分或缺失的情况下失效?有没有更持久、更彻底的方法避免产妇们产生心理负担?医院、家庭、社会和医务社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行动?协调社会资源的困难

    一天，医院保安发现医院门口有个纸箱。打开纸箱一看，一个瘦小的女婴躺在里面，全身长满了皮癣，身边的一张纸条上写明女婴已6个月大。女婴被医院收治，经医生诊断，女婴患有遗传性皮疹、先天性皮肤病。

    像这种患病弃婴，医院也经常会遇到。弃婴的治疗费用一般都是医院先行垫付，这是医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涉及转院治疗时，就存在不少困难。比如，弃婴转院治疗需要收治医院与有关专科医院协调，但很多医院包括福利医院都不愿意接受患病的弃婴，导致弃婴的救治陷入了困境。我虽然见证了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是如何争取资源，改变弃婴的困难处境，医务社工的具体责任又是什么，都是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此外，很多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本来就不富裕，一旦患有严重疾病，往往就陷入生活困境。虽然社工可以帮助困难患者申请一些救助基金，但对于大多数困难患者及其家属来说，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很多服务对象对社工的期望和要求过高，他们提出的一些申诉求助往往是社工在能力范围内无法满足的。

工作条件的限制

    医院虽然成立了社工部，也配备了基本的办公设备，但工作条件仍有诸多限制，如办公场所不足、社工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关系缺乏协调性等，这些都影响着医务社工开展实务工作。

    就拿办公场所来说，社工缺少独立的办公环境，就无法给服务对象提供一个保护隐私的谈话空间。很多服务对象有难言之隐，很想对社工诉说，但碍于办公室人很多而不便表达，社工则只能对其进行简单的疏导、安慰，不能挖掘服务对象内心深处的困惑与需求，也就无法制订符合服务对象需求的服务计划，从而无法很好地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

    另外，对于一些面临着共性问题的患者或家属，如产后抑郁患者、长期病患者、PICU患者家属、早刊L患者家属等，可以用小组活动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由于缺少活动场地，小组活动的开展就受到了限制。此外，开展社区宣传活动也受场地、工作员、物资等条件的限制。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成长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医务社工也不例外。走在医务社工这条道路上，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挫折。但我相信，只要坚持走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医务社工的队伍，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系深圳市日月社会工作服务社医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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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中四处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