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小社区，大社会——3位社工的居委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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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新读;

    居委会，是城市居民最熟悉的名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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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城市最小、最活跃的细胞，改革开放30年，小小居委会里有基层民主前行的脚步，有新时期城市管理观念的变迁，点滴细节背后是经济社会大变化的历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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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 N* u* n; W. ^    上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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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q+ @8 z& c: f2 g# j: r    “一间旧屋子、两张破桌子、三个老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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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55岁的纪子珍从工厂退休了，随后被彩香街道聘任为第二居委会主任。当年的第二居委会是现在彩香新村南社区的一部分，用纪子珍的话说，“仅仅是现在大社区的一个角。”当时，一个居委会的服务对象包括十八九个楼道里的居民。按街道的要求，居委会和派出所同时筹建。“我们居委会三个工作人员都是退休人员，办公的台子、桌椅都是临时去辖区单位借来的。入户登记、摸清情况、选拔楼道组长等很多事情，千头万绪，只能靠我们一步步摸索。 ”纪子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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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年代，居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做好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等工作。但对很多居民来说，与居委会“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新村里的环境卫生。做了12年居委会主任的纪子珍说，现在回想起来，因为苏州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前后持续了八年，居委会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所以当年的“创建”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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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i% o& |' X3 `5 y( r; t8 b4 G4 h  f    纪子珍回忆说，当年的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上至市、区，下至街道，抓得都很紧，不仅要整治小区卫生环境，还要上居民家中动员督促。那个时侯，彩香新村落成不久，刚刚从四面八方迁移进来的居民，随意乱扔装修垃圾、生活垃圾的现象很严重。居委会工作人员轮着上门劝说，起不到效果，就自己亲自去清理。囿于当时生活条件的限制，住进楼房的居民们还使用着煤球，空间本来就不大的楼道里被每家每户堆占得满满的，几乎落不下脚，居民之间还经常发生抢“地盘”的争吵。闻讯赶来的居委会工作人员，除了调解邻里纠纷，做得最多的事就是自己动手帮居民打扫清理，“我们多做点，居民也会不好意思，再做工作就好做多了。 ”纪子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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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 y6 ^3 q# a- v- L    那时小区里没有现在到处可见的宣传栏，为向居民们宣传政策、法规，同时引导健康文明的生活，纪子珍她们就去辖区单位借来黑色涂料，在楼道空白墙面上粉刷出一块“黑板”，推出了“黑板报”，动员小区里能写会画的退休人员出力帮忙。爱好文艺的居民们在居委会的组织下，也开始成立自娱自乐的小团体，像现在已经成为社区文艺品牌的三元一村咏春合唱团就成立于1991年，这些小团体既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引导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逐渐配合。纪子珍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居委会上午得到有重要客人来参观的通知，很多退休人员闻讯后便纷纷赶来，大家一起行动，“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就把所有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还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呢。 ”纪子珍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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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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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0 T2 G; T2 z/ k% h. t/ P# [: C    居委会转型的“飞快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居委会工作也开始转型。 1998年通过招聘考试进入居委会工作的柳文媚用“飞快的变化”来形容这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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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C' u5 p  K) _2 N    首先是居委会服务对象的不断扩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大量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大批的外地人涌进苏州，新村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来居委会的大多是退休老人，好像也就一两年时间，不少中年人、青年人还有外地人都冒了出来。 ”柳文媚说，社会人多起来，新村里原有设施明显不够用了。休闲桌椅不够，居委会干部就去向附近施工的工程队讨来了黄沙、石子，自己动手添置石桌石凳。以前隔几幢摆放的垃圾桶，也因为不够用，经常出现垃圾外溢的情形。经居委会向上级多次反映后，1999年，新村里才建起了垃圾房，卫生保洁压力得以缓解。

1 D5 ]& C, V- |0 ~    居委会里工作人员的结构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1998年，柳文媚进入居委会工作时只有47岁，与居委会里大多数是退休人员的“前辈”们相比，不仅年富力强，而且有管理经验——在买断工龄之前，她在厂里做过工会管理等工作。 1999年，居民直选居委会干部开始试点，这以后，通过直选或者考试招聘进来的工作人员一年比一年多，一个比一个年轻，其中还不乏大专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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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委会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政府各种职能随之下放：2002年社保8项服务进社区；2003年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需要社区登记推荐； 2004年，社区又承担了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任务……“结婚证、准生证、失业、退休登记等等，几乎每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内容，在社区都要有对口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柳文媚说，除了要承担各种政府委托的工作，社区里每一笔台帐、每一步工作安排、每一个活动方案也在要求逐步规范。“居民养老、民事调解、治安管理、青少年德育、计划生育等等，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几乎和每一位居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居委会的‘权力’大起来，也不是件好事情。因为，人还是那些人，工作却陡然增多，有形、无形中的压力越来越让我们吃不消了。 ”柳文媚说，为了处理各类繁杂的事务，社区干部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但仍有疲于应付之嫌。于是，为“小巷总理减负”的呼声日高，由此引发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迎来了深化的契机。

9 s# p# |2 E  I1 c6 ]; S    新世纪以来
* u3 D. l7 J6 d$ L; @, D5 W;  “四位一体”引导居委会职能逐渐回归

* u/ H" G9 `4 j! `6 W/ S9 Z    居委会本质上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不断向社区转移延伸的社会管理职能、行政事务，掩盖了社区居委会的本质职能。进入新世纪以后，苏州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开启了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四位一体”的新探索。“四位一体”，社区党委是核心，主要职责包括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保证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做好群众的工作，组织带动志愿者，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居民遵纪守法等。 2004年，三元一村社区党委正式挂牌成立。“在社区党委成立之前，社区只有党支部。 ”三元一村主任赵珠怡介绍说，社区党委成立之后，社区建设的重大事项，都是经过社区党委的研究决定的，还能在群众中发展新党员，党组织这个“车头”带起来了，社区这趟“火车”才能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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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站的出现为居委会逐步“减了负”。 2006年，全市在平江区观前街道、沧浪区双塔街道、金阊区石路街道设立了三个社区工作站试点，随后在全市各社区逐步推广。在社区工作站成立以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诸如劳动社保、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多达上百项的行政事务性工作。社区工作站成立之后，行政事务性工作由社区工作站承担。与此同时，居委会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职能逐步加强。 2006年，社区民情恳谈会、民主评议会、民事协调会、民意听证会等“四会制度”在三城区各社区逐步形成，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小事，居民都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畅所欲言，发表见解。在世纪之交就出现在社区的居民代表大会，现在改称为居民成员代表大会，范围涵盖社区所有居民，还包括辖区单位，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居委会主任直选也更加体现民主，“就像一场‘海选’，只要有选民资格的社区成员，都有成为候选人的机会。 ”赵珠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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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开始登上社区大舞台。计生协会、双拥协会、残疾人协会、科普协会、业主委员会，这些组织更多地承担起许多政府不再“紧握”的职能，发挥其草根NGO民间性、自律性的服务管理优势，让社区乃至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赵珠怡介绍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003年起，全市的社区办公经费、办公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为了协调好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社区不仅会为这些组织提供活动场地，还尽可能地为社会组织提供一点经济支持。“说到底，这些组织都直接联系着社区居民，也是社区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