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广州践行“购买制”

iwcu

建设“幸福广东”，加强社会服务是关键。但是在服务中如果上级“有力难用”，基层“有心无力”，社会服务就难以让群众满意。而在广州各个社区，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夯实了“幸福广东”的基础

“这个字母填错了，还要继续加油哦。”19岁的残疾女孩小洁（化名）在社工的陪同下使用学习机复习功课。自从有了社工的陪伴，这名曾经因为残疾而自卑内向的女孩渐渐找到了生活中的快乐和阳光。近年来，随着全省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视，广州把社区服务管理创新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大胆先行先试，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探索出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服务管理新经验。

社工，走入广州百姓家

在广州市，像小洁这样接受社工服务的青少年还有很多。从2008年开始，广州市海珠区政府委托区共青团向社会组织购买青少年事务的社工服务。在海珠区，由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在海幢、赤岗、华洲三个街道进行试点，建立起5个“青年地带”社工站，14名专职社工针对性地对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心理障碍、失学、失业等问题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会长、党支书廖焕标告诉记者，在“青年地带”项目中，政府和社工既是管理又是合作的关系。政府财政购买社工服务，社工组织提供专业服务，为政府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能提供参考。发展到如今，广州已经拥有专业社工2000多人，他们分属于30多个社工机构。随着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的不断深入，社工也走进越来越多的广州百姓家。甄鹤是越秀区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一名社工，这个工作站是广州市第一个进驻社区的社工站。2012年2月28日，《南方》杂志记者跟随着他体验了一天的社工生活——上午8时30分，甄鹤回到在建设二马路的阳光社工站，与林嘉超等社工伙伴碰头，跟居民代表召开讨论会，商量几个社区业余合唱队和粤剧票友活动的定期方案；10时30分，甄鹤来到建设街黄华塘居民委员会，组织这里的100多位退休老党员开展文艺彩排活动；下午，社工小分队分别到建设大马路一带的居民家探访，收集街坊们对小区垃圾处理的意见；晚上7时，社工们重新回到社工站，分享各自手中的街坊家庭问题个案的最新进展，写工作日志。看似平平凡凡的一天，就是社工们最真实的工作写照。甄鹤对记者说：“要成为社会工作师，需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社工在我国发展起步比较迟，2008年全国才第一次开始举办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在广州，由于很多人经常收看香港影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社工’，因此大多人都知道这个职业，只是不知道社工就在他们身边。”在他看来，无论是青少年成长，还是对养老、戒毒、劳教人员帮扶、文教活动、医疗救助，甚至包括拆迁谈判等——这些很多社区工作人员不好管，又管不好的老问题，如今只要政府愿意购买社会化服务，社工们都会主动去提供专业化、科学化的服务。

让社区工作“柔”下来

作为社会管理的最基层，社区和街道的工作到底难在哪里？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大量的“单位人”转变成为“社会人”，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沉淀到社区，社区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社区街道依然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模式，工作量大面广责任重。海珠区江海街道工作人员潘丽告诉记者：“居委会承担着社会治安、社会救助、就业再就业、计生等130多项管理和服务工作，居委会工作人员根本无暇开展有效服务。”在购买服务之前，政府社会服务的具体事务基本都要交给社区居委会去做。但实践证明，居委会很难有心有力做好所有的具体事务。在为民服务的方式上，居委会主要以被动接受居民服务要求和事后补救为主。

从2007年起，广州市就已经逐步探索将这些社会服务“外包”出去。在这些购买实践中，买者是政府，消费者是公众，而卖家则是公益性质的社工机构。

越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刘梅说：“最近几年，越秀区有几个街道的社区管理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了专业社工进行管理，收到了出奇好的效果。”

2月25日，记者来到江南中街社区服务中心的长者服务区。一进门，就看见4位老人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耳边还传来阵阵歌声。细细找寻一下，原来在服务中心里边有一个小教室，20多位老人正在跟着老师练合唱。

在这里，每位老人只要交上10元，就可以在这享受一天的养老服务，而剩余的服务成本都由政府出资。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把关爱社区空巢老人的工作分担到社会中介组织，而居民群众感觉社会服务水平有明显改善。

张阿姨是服务中心的常客，除了周末休息，“一周五天我来三天”。周四在老年合唱团唱歌，周三、周五来跳舞，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这些，服务中心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组织老人一起做蛋糕、做绢花、听健康知识讲座等。还有一个让她觉得很贴心的是，服务中心免费为老人提供一些药品。

记者了解到，在越秀区建设、北京、矿泉、广卫等4条“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试点街道，已分别根据辖内退休工人多、外来人口多、机关单位多等特点，归类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接的公共服务项目，并通过招投标引入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帮助。

在刘梅看来，随着人们对于政府社会服务的供给要求越来越高，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能够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更好惠及群众，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社区工作人员往往缺乏专业处理问题的手段和能力，有‘专职’，而无‘专业’。而通过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既省钱，又提高了服务质量。”

大步迈向成熟

在广州，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起步于2008年。最初，海珠区政府出资200万元，向启创购买了3条街道和两所中学的青少年服务项目。紧接着，荔湾区投入100万元，向广州市大同社工服务中心、广州市荔湾区逢源人家服务中心等购买服务，向该区8个试点街道的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困难群体提供服务。

近5年来，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度明显加快。从几个街道发展到全市推广；从2008年仅400万元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到2011年增加为8000万元。广州的社工和社工组织，由此得到飞速成长。广州着力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也初具雏形。

在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罗观翠教授看来，政府购买服务就是由非营利组织通过接受政府“委托”或参与政府采购，加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服务的空间，同时形成非政府机构与政府之间共赢和协作发展的关系。在现阶段，无疑是补充政府体制内专业人才缺乏，提高服务效率的好办法。

但是飞速发展之下，社会服务供给的瓶颈也逐渐显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规划，“十二五”期末，广东省要实现每万人中有5名社工的目标。即使以广东当前1亿的常住人口计算，专职社工也将达5万人之多。但实际上，目前广东省专职社工仅3000余人，其中广州2100人有社工证。

与此同时，“多头管理”也让社工机构常常无所适从。廖焕标说，社工机构“婆家”很多，街道、民政、社协、市民都是，各自要求不一，到底应该优先满足谁的需求？如果从专业角度出发，肯定是市民为先，但是政府机构却又经常是社会服务的“购买者”。

在廖焕标看来，既然是社会管理创新，对于购买公共服务单一的行政决策渠道也该改一改了。

在罗观翠看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大方向非常好，不过现在刚起步，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制度上，社工组织的准入机制和相关项目的评价方法，都需要加紧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2012-03-22 　来源：南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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