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了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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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咬人的爱

一、阁楼上的血案

　　老宋一家迁居那座靠海边的南方城市已经15年了。他们从做小生意开始，先是卖针头线脑的小百货，后来开了家专卖上海羊毛衫的小店，再后来又租下一家国营商场的二楼专营服装。
　　老宋在城里买了房子，房子在老城区一条里弄里，是一幢二层半的旧楼，一楼是客厅兼办公室，二楼是卧室，二楼上面还有一个一人高的阁楼。
　　惨案就发生在阁楼里。
　　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老宋早早就起床了，他准备坐火车去义乌进货。来回大约需要三天。临行前，老宋叮嘱妻子一定要看好儿子，不要让他去网吧。
　　儿子大志16岁，上初三，一年前迷上网吧后经常逃学，为了看住儿子，老宋不得不放下生意每天接送他上学。可就在几天前，他因店里有事去学校接儿子时晚了半个小时，儿子就跑得不见了踪影。他找了三天三夜，几乎找遍了全城的每一家网吧，一直没有找到儿子。正当老宋和妻子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时，儿子给家里打来电话，说他现正在郊区一家网吧里，因欠了人家500多元钱，被老板扣住了。
　　老宋带上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到那家网吧。原来大志那天见父亲没来接他，暗自窃喜，打算去网吧玩个痛快，后来又转念一想，父亲没见到他，一定会去网吧找他，于是，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直奔郊区这家网吧，他一直泡在网吧里，每天由网吧服务员给他提供吃喝。这天，他想回家了，一算账，三天三夜连吃喝带上网，他在网吧欠下了600多元钱。大志将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也只有100多元，只好打电话回家求救。
　　一路上，老宋想起几天来的担心，几天来的焦虑，真想见了面将儿子好好痛骂一顿。可是见了面，看儿子头发蓬乱，一脸疲惫，又心疼得一句话都骂不出来了。
　　回到家，大志吃了母亲已给他做好的饭菜后，倒头就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母亲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去网吧，她说："你要什么都可以，我求你不要去网吧，马上就要中考了，再这样玩下去，你恐怕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啊……"
　　大志漠然地望着窗外，对母亲的话充耳不闻。母亲"扑通"一下跪倒在他面前，要儿子答应不去网吧，她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从没亏待过你，今天你要答应妈妈，好好读书，不去网吧。"
　　大志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母亲，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不去就是了。"
　　虽然儿子答应不去网吧，老宋仍是放心不下，所以一再叮嘱妻子一定要看好儿子。
　　老宋走的那天正好是周末，儿子没上学，母亲将他带到店里让他帮忙照看一下生意。上午，他倒是很安分，到了下午就呆不住了，要母亲给他钱。母亲怕他去网吧不肯给他钱，儿子就闹起来，说不给钱就出走。
　　这一招把母亲吓着了，她给了10元钱。儿子拿着钱就走了，她追在身后问他去哪里，他说："你别管。"
　　傍晚，母亲回到家发现儿子还没回来，知道他又去了网吧，她想，只给了他10元钱，量他玩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她上到阁楼，准备将从店里带回的一部分现金锁进保险柜。
　　正准备从阁楼下来时，迎面碰上儿子。她发现儿子手上拿着一把菜刀，她惊问："大志，你要干什么？"
　　"我要钱！"
　　"你不能去网吧了，你答应过你爸爸的，我不能给你钱。"她话音刚落，儿子就挥刀朝她砍来，她本能地伸手去挡，手臂上重重挨了一刀，鲜血立即涌出来浸透了米色的羊毛衫。
　　"大志，你疯了，我是你妈妈呀！"
　　儿子不但没放下刀，反而又挥刀朝她砍来，她拼力抓住儿子拿刀的手，想将刀夺下来，扭打中，她脸上又挨了几刀，血流了一脸，她凄厉地喊着："大志啊，我是你妈妈呀，你难道要杀死你妈妈吗？"
　　"别 嗦，快拿钱来！"他吼道。
　　"你要多少？"她血人般地躺在阁楼的地板上，喘着粗气问。
　　"3000！"
　　"保险柜的钥匙在我裤兜里，你自己去拿。"
　　儿子从母亲裤兜里翻找出钥匙，但鼓捣了半天仍打不开保险柜。他对母亲说："我开不了，你来拿！"
　　母亲只好爬过去打开了保险柜，儿子将里面放的5000块钱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扔下仍血流如注的母亲匆匆下了阁楼。他在楼下脱去血迹般般的外衣，换上了干净衣服。临走前，他冲着阁楼上的母亲说："别怪我心狠，谁叫你不给我钱。"
　　母亲知道儿子要逃，她艰难地爬到阁楼的楼梯边，对儿子嘱咐说："大志，外面天冷，把我给你买的新羽绒服带上，别冻着。"
　　儿子却将大门反锁上后，扬长而去。
　　估计儿子已经走远了，她才开始呼救。听到了呼救声，邻居赶过来将气息奄奄的她送进了医院，并报了案。
　　经检查，她身上挨了5刀，其中，头部、面部挨了3刀，手臂和腿上各一刀。有一刀砍在眼睑下深及颧骨。派出所干警很快就赶到了医院，问她谁是凶手，她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他们从她家里找到了她儿子的血衣，她才不得不承认凶手就是她儿子。
　　跟老宋一起做生意的亲戚给老宋打手机报信说："你老婆被人砍伤了！"
　　老宋大吃一惊，早上出门时她还好好的，怎么就被人砍伤了。他问是谁砍的，对方支支吾吾地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老宋货也不进了，连夜往家赶。一路上他设想了种种可能，遇到劫匪了？因生意上的事与人发生口角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砍伤妻子的竟是自己的儿子！
　　面对警察的询问，老宋羞愧难当地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这是报应，这是我们自己作的孽啊……"
　　大志刚满一岁时，他们夫妻俩作出了一个决定，为了让儿子将来过上好日子，他们决定离开家乡去沿海城市创业。他们将儿子托付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
　　大志是在爷爷奶奶的百般宠爱下长大的，真可谓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他们事事顺着他依着他。他已经四五岁了，出门仍不愿自己走路，无论去哪里都由爷爷背着；六七岁时，无论是洗脸洗脚还是穿衣服脱衣服，都由奶奶服侍。爷爷奶奶自己省吃俭用，可是给孙子买东西即使再贵眼都不眨一下，出手极大方。
　　大志7岁那年，父母回老家接他去城里上学。那时，夫妻俩已在城里站住了脚，有了自己的店铺。自从将儿子接来后，老宋的妻子基本上不管生意上的事，回家全心照料儿子。她送他上学，放学接他回家，一路上，书包总由她背着，从小学一直背到儿子进中学。
　　爷爷奶奶百依百顺的溺爱，已使大志养成了骄横的脾气，他说菜不好吃，会将满碗饭菜全泼在地上；他说洗澡水热了或凉了，会大骂母亲是个蠢猪。他抽屉里从没断过零食，一看见商店里有什么新玩具，就一定要买回家。
对于儿子的骄横，他们从来不责骂，而是一味地容忍。他们认为，儿子那么小时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总觉得自己欠儿子的，于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他的各种要求。而他们的这种怂恿和溺爱愈发使大志的骄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迷恋上网吧之前，大志的学习成绩尚可，还担任过数学科代表，也正因为如此，老宋对儿子充满了希望，他希望儿子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留洋，并早早就在银行给儿子储备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留学资金。
　　可是没想到的是，儿子上初二后迷恋上了网吧，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开始，他们也好言好语地劝过他，甚至求过他，希望他迷途知返，但大志像中了毒瘾一样难以自拔。他们也尝试过不给他钱，使他没钱去网吧，可是不给他钱，他就用不上学不吃饭来威胁。每一次，败下阵来的总是他们。
　　在血案发生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大志只上了一节课就逃课去了网吧，为了不让父母找到他，他去了一家离学校较远的网吧，等老宋夫妇千辛万苦地找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他们苦苦相劝，总算将他劝回了家。可是一回到家，儿子就跟他们摊牌说："要想让我不去网吧，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我对上学没兴趣，你们也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不如干脆将给我存的钱拿出来，让我痛痛快快玩一阵。"
　　老宋气得浑身哆嗦，他第一次咆哮如雷地对儿子拍了桌子，谁知儿子竟冲到厨房拧开了煤气开关，说："你们不让我去网吧，我们就一起死吧。"说着抓过火柴就要点火，被老宋拦腰紧紧抱住了。
　　经过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老宋既伤心又失望，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子会丧心病狂地对自己的母亲举起刀。老宋的头发一夜间花白了。
　　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派出所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大志。他对砍伤母亲的事实供认不讳。
　　在录口供时，问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说："她不给我钱。"
　　"不给钱就杀你母亲，你怎么下得了手！"
　　"我没想那么多，当时只想拿到钱。平时，只要找她要钱她都给我，可这一次她硬是不给，所以我就将她杀了，我没想让她死，只想砍伤她，她受伤了，就不会到网吧来找我了。"
　　父母平时对我向来百依百顺，我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我口袋里从不缺钱花。小时候，我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有几百元一件的，也有几十元一件的，玩腻了我就扔到一边或拆个稀巴烂，他们从不指责我，反而会低声下气地问我："儿子，你还要啥？"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有个同学带来了一部玩具手机，听说是他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那时候手机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有手机的人并不多。所以那部可以假乱真的手机一下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下课后，大家一窝蜂地拥上去，人人都想拿在手里装模作样地过过瘾。我冲在最前面，想第一个抢到手机，谁知，那同学推了我一把，然后将手机藏进了怀里。
　　我当时很恼怒，正想挥拳教训教训他，可这时老师走过来了，我只好愤愤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破玩具手机吗，明天我拿一个真的来给你瞧瞧。"
　　那天中午一放学，我就赶紧跑回家，我对母亲说要一部真手机。她吃惊地说："哪有小孩子用手机？再说也太贵了。"
　　"不嘛不嘛，我偏要，今天就买，明天我要将它带到学校去。"
　　见她仍在迟疑，我威胁她说，如果不给我买，我就不吃饭，一天不给我买，我就一天不吃饭。我知道这一招最管用。
　　果然，母亲马上满口答应说："好好好，我的小祖宗，我这就去给你买。"
　　第二天上学，我带上了母亲花了3000多元给我买的新手机，我炫耀地将它挂在胸前，它不但让我出了口恶气，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挣足了面子。从那以后，班上同学送我一个绰号：大哥大。
　　过去，只要我提出要求，每一次他们都会满足我，可自从我开始去网吧后，他们就变得很抠门，即使给我钱，一次也只给十块八块的，根本就不够花。我想弄到很多钱，我知道保险柜里有钱，但是我没有钥匙，也不知道密码。我要是不杀她，她不会给我钥匙，更不会告诉我密码……
　　我知道他们对我寄托很大希望，可是我在教室就是坐不住，老想着去网吧上网。我父亲本来答应了给我买台电脑，可是一直不兑现，说怕我玩电脑没心思学习。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宋大志被抓起来后，老宋又为"解救"儿子四处奔走，他说："只要不送他去少管所，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过分的溺爱，是一种慢性毒药，它会一点点地侵蚀孩子的灵魂，最后，破碎的是父母的希望。过分的溺爱，是一杯自斟自饮的苦酒，它带来的只会是痛悔和失望。
　　爱，能成就一个人。
　　溺爱，会葬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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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3个月了，王琼仍没有一点好的迹象，她呆呆地坐在床上，有时嘴里会念念有词，但那是一串含糊的发音，没有人能听得懂。有时她会用笔在纸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一个字：大或小，人或手，字迹歪斜幼稚。
　　可是这个看起来神情呆滞，智力低下的女孩，几年前却是该市高考的英语状元，她的彩色照片曾挂在母校的橱窗里，她一直被母校引以为骄傲。大学四年里，她因成绩优秀，两次获得一等奖学金，并被免试保送上研究生。
　　天质聪颖、学业如此优秀的王琼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王琼的变化其实从大四下学期就开始了。她记忆力下降，常常发呆，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哭泣，有时又会很亢奋地重复叙说一件事情。开始，她的父母并没在意，她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在意。
　　到了下学期，她的同学有的忙着考研，有的忙着找工作，王琼因已进入保送上研究生的名单，没有考研的压力，也没有四处奔波找工作的烦忧。她本该快快乐乐度过这段没有压力的轻松时光，没想到她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忧郁，一天比一天落落寡欢，后来竟发展到整天不言不语，不知道按时上课，不知道按点吃饭，同学喊她去听课，她木然地跟在她们后面走进教室，老师讲课的时候，她既不看书也不作笔记，神情恍惚得像一个梦游者。到了吃饭时间，她不知道去食堂吃饭，只有在同学的提醒下，她才会跟着她们一块去。她从不在食堂吃饭，买了饭菜就慌不择路地跑回寝室，好像身后有人追赶似的。回到寝室，她要么呆坐在凳子上，要么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躺在床上。而在这之前，王琼却是以学习刻苦出名的，她从不浪费一分一秒。
　　寝室的同学将王琼的反常表现报告给了老师，老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跟她父母取得了联系。当王琼的父母赶到学校时，他们惊呆了，只见女儿神情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喊她的名字，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老师告诉她，爸爸妈妈看她来了，她也没有反应，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父母了。母亲悲痛欲绝地扑上去紧紧抱住女儿哭着问："小琼，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会这样啊？……"
　　王琼木然地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像看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父亲老泪纵横地说："小琼，我们回家吧，等你病好了，再来上学。"
　　听到说上学，王琼的眼睛里立即充满了恐惧，她一边用双手紧紧抱住身子，一边连连摇着头说："不，不，不上学，不上学了……"
　　"好，好，不上学了，咱们不上学了，咱们回家。"父亲一边安慰着，一边扶着她走出寝室。
　　王琼精神失常后，有人认为是学习压力太大造成的，也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感情问题。但她的同学否认了后一种猜测，她们说王琼的生活里只有学习，她每天的生活几乎是三点一线，这就是寝室、教室、图书馆。不要说谈男朋友，就是班上的男同学，她也很少接触，因为她母亲早已跟她约法三章，上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出去旅游，不能干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要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如果不是那本日记，王琼精神失常的原因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那本日记是王琼的父亲在女儿寝室里发现的。王琼被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她父亲来学校帮她办理休学证明，后来又去女儿的寝室清理她的书本和生活用品，在拆枕套时，发现一个黑色封皮、纸张已有些发黄的本子从枕头里掉出来。本子藏在枕芯和枕套之间，如果不是拆枕套，他很难发现。
　　他翻开本子，发现是女儿写的日记，心里先是吃了一惊，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个本子，更不知道女儿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女儿将日记本如此精心地藏在枕头里，一定是害怕被父母发现。
　　阅读着女儿的日记，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记记重锤敲在他的心上，他震惊，懊悔，他发现，他和妻子的爱不但没让女儿感到幸福，反而成了她痛苦的根源，成了她精神的牢笼。在日记里，他能看到女儿的精神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他能看到在精神毁灭之前，女儿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
　　虽然这一切是那么地让他和妻子痛心和懊悔，但这毕竟是他和家人的隐私，是一杯自酿的却又不得不饮下的苦酒，但是为了救女儿，为了使医生能对症下药，经过再三考虑，他和妻子将这本日记交给了女儿的医生。
　　医生在看了这本日记后，对他们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爱子女是每一个父母的天性，但不同的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结果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潜伏在那里，只是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
　　王琼的父母当年都是下乡知青，直到1976年才先后返城。因为没学历，她父亲在一所中学做了10年代课教师，直到后来参加自学考试拿到本科文凭才转为正式教师。王琼的母亲在一家国企做出纳，因企业不景气，不到45岁厂里就让她办了内退。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他们在王琼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希望。
　　从王琼的日记里不难看出这一点。
在最早的一篇日记里，她这样写着：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上高中，我从没心情轻松快快乐乐地玩过，过家家，跳房子，跳橡皮筋，这些小姑娘们常爱玩的游戏我从没玩过。在我的记忆里，我只去过一次动物园，那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后来，父母以要学习为由，再没带我出去玩过。小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能自由自在玩耍的小朋友，可是母亲教育我说，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只能干扫马路、扫厕所、出力气的粗活。她说，你要想不干那种粗活，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你就得好好读书。
　　那时候， 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有一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
　　然而父母的理想其实要比我的理想远大得多，他们希望我将来考上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学，怎么样也得拿到博士学位。为了这个理想，从上小学一直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他们严厉的监督下。他们给我制定了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早晨，我必须5点半起床，起床后学习一个小时，上小学时是背语文课文，上中学后是背英语单词；中午，我只有20分钟午休，吃完饭躺一会儿就得起来学习；晚上，要学习到11点半钟才能睡觉。生活每天都如此反复。他们还给我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不准留长发(他们认为梳起来麻烦，耽误学习时间)；不准看电视；不能与同学出去玩；晚上洗脸洗脚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房间里不能贴歌星、明星的照片等等。
　　也许从小到大都被这样严厉地要求着、监督着，它慢慢成了我的习惯。从小到大，我从没留过长发，我的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一样。我从不和同学出去玩，除了我的同桌周娴，我几乎没有朋友。我从不看电视，自从我上了初中，家里的电视机就从没开过，为了我，父母已多年不看电视。每天晚上，我最多只用10分钟就洗漱完毕，不用父母催促就自觉地又坐到书桌前。至于我小房间的墙上，除了父亲手书的一幅字，什么都没有。那幅字就挂在我书桌的上方，写的是：业精于勤，荒于嬉。
　　我没有让父母失望，我一直是学习上的佼佼者。可是13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开始感受到了这种严厉管束下的痛苦。
　　那年，我考上了市里一所重点中学，因为离家远，我只能在校住读。可是母亲对我不放心，她担心我离开了他们的监督会放任自流管不住自己，她更担心我受别人的影响变坏了，所以，她几乎每天都不辞辛苦地赶换几路公共汽车到学校来对我进行"突查"，看我是否在认真听讲，是否在用功学习，会不会贪玩。她有时候中午来，有时候晚上来，经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就出现在我面前。
　　一天晚上，学习到10点多钟，我感到很累很疲惫，便想一边看书，一边戴上耳机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我取出随身听里的英语磁带，放进了邓丽君的磁带。
　　那时候，我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她嗓音甜美，歌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伤。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家里听她的歌，更不敢买她的磁带。母亲禁止我做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我的全部生活内容只有学习。
　　那天，我路过学校旁边的音像商店，忍不住走了进去，买了一盘渴望已久的邓丽君的磁带。怕被母亲突查时发现，我将它藏在褥子下面。我怎么也没想到，深夜10点多钟了，母亲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当我发现她时，已经来不及藏匿那盘磁带了。她也许从我惊慌的表情里发现了什么，冲上来就拔下我的耳机，并从随身听里搜出了磁带。人赃俱获后，她拿着那个"物证"，大声地呵斥我、辱骂我。很快就有不少其他寝室的同学闻声前来围观，母亲越骂越起劲，寝室的同学个个吓得屏声静气。那时候，羞得无地自容的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过分的是，母亲临走时还将寝室其他同学的磁带也都搜走了，并交给了老师，理由是怕我听她们的磁带。
母亲走后，寝室的同学个个义愤填膺，并将怨气发泄在我身上。从那以后，她们都不大愿意理我。

　　听王琼的同学讲，她的歌唱得很好，有一次，班上搞联欢，王琼上去唱了一首歌，举座皆惊，他们没想到，一天到晚趴在书桌前的王琼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
　　王琼的高中同学听说她精神失常了，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说王琼迟早会有这一天。平时，一个小小的单元测验偶尔没考好，王琼的父亲就会大发雷霆，母亲就会没完没了地教训和奚落。有一次，王琼背着父母参加了一次同学的生日聚会，她父母闻讯后，双双赶到那个同学的家，当着大家的面，一面痛哭流涕地教训女儿，一面警告在场的同学，让大家以后不要再找王琼玩，说他们的女儿将来是有大出息的。从那以后，班上同学再不敢邀请王琼参加聚会了。就连学校组织的春游、运动会，她父母也不让她参加。班上同学出去春游时，王琼就在家里学习。不让她参加运动会的理由是，怕她摔伤了影响学习。
　　考大学时，凭王琼的高考成绩，她既能选择北大也能选择清华，可是父母执意要她报考本地一所重点大学，他们担心王琼去了外地离开了父母的监视和管束，会贪玩、谈恋爱。尽管王琼一千个不愿意，最后也只得服从。
　　背负着父母的希望，王琼一直吃力地往前走着，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王琼在她的日记里断断续续记录了她的学习生活：

　　今天早晨，我在路灯下背英语时，碰见了出来晨练的刘老师，他关心地走到我面前说："不要在路灯下看书，光线太暗了，当心搞坏了自己的眼睛和身体。"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因为这样关心体贴的话语我从未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他们给我的永远是训诫，永远是高高扬起的鞭子。
　　到了大学，父母对我的监督丝毫没有放松，母亲仍是像往常那样，时不时会到学校来跟踪我，如果看到有男同学跟我走在一起，她会当众拦住我，对我严加斥责，搞得班上的男同学谁也不敢跟我说话。就连与我关系稍微近一点的女同学，她也要像查户口似地千方百计打听对方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在学校的表现，她的理由是"近墨者黑"。
有天晚上，我与一位女同学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发现有一个男人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因为已是深夜，校园里行人稀少，我和女同学以为碰上了流氓，害怕得要命，拼命奔跑起来，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人，也快步紧追上来，快跑到宿舍楼下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人是我父亲。回到宿舍，吓得魂不附体的同学一个劲地埋怨我，说："你父亲怎么像看贼一样看着你。"我无地自容。

　　王琼的老师评价她是系里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每天5点钟晨练时，总能看见王琼在路灯下看书背单词，有时下雨了，她就穿着雨衣雨靴站在路灯下学习。他说他从没见过如此刻苦的学生。有一次考逻辑学，她考了86分，这个成绩在班上已经是最好的了。可是拿到成绩后王琼当时就哭了，说如果拿这个成绩回家一定会挨父母的骂，请求老师允许她再考一次。
　　在发病前的一篇日记里，王琼这样写着："学习就像一座永远搬不完的大山压在我头上，一天到晚跟我作伴的只有书，我没有朋友，没有业余生活，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也许只有死了才能解脱这一切……"
　　王琼没有死，她疯了。疯了的王琼已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她常常"玩"着只有小孩子才玩的游戏，她跟自己过家家，她在病房里"跳"橡皮筋。
　　女儿精神失常后，王琼的父母一下苍老了，背也佝偻了。她母亲哭着告诉医生，这些年来，为了女儿的学习，她和丈夫省吃俭用，两人已有好几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只有一台18寸旧彩电，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为女儿付出了那么多，最后收获的竟是这样的结果。
　　她说："我好后悔呀，现在我只想女儿尽快好起来，能自食其力，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琼是不幸的，她的父母也是不幸的，然而这种不幸的悲剧仍然还在一些家庭上演。
　　一项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孩子认为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父母。一位母亲这样给儿子安排周末——周六上午：英语；下午：绘画。周日上午：数学辅导；下午：声乐。儿子不堪重负，对母亲说："妈，你要是生四个儿子就好了。"
　　一位考上高中的中学生，当父母向他表示祝贺时，他苦着脸说："你们还是祝我下地狱吧。"
　　一位11岁的小男孩要求父母带他去北京做亲子鉴定，他怀疑父母不是自己的亲爸亲妈，因为他们对他管得特别严，不让他上同学家玩，不让他上街，长这么大只去过一次公园，每天睁眼闭眼都是学习，请了家教还不算，假期和双休日还要天天去上辅导班，最多时一天要赶着上四个辅导班，天黑了才回家。他说："如果他们是我的亲爸亲妈，咋会这么狠心，成天逼我学习？"
　　父母的爱本是无私的、天使般的爱，可是在"望子成龙"的愿望下，这种爱被扭曲了，慈爱的眼神没有了，代之以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神。温柔的口吻没有了，动辄就是辱骂、嘲讽和体罚。而发生了这种变化的父母并没有感觉到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孩子的深爱——希望孩子考高分、进名校，将来过上令人羡慕的好日子。可是这些所谓的成功，只是家长心目中的成功而已，它并不是孩子期盼抵达的彼岸。
　　而且，这些孩子的父母也许不知道，当他们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要求着、安排着、规定着孩子的一生时，当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和期望一古脑儿强加给孩子时，那个被称作悲剧的魔鬼其实已经悄悄尾随在身后，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悲剧总是在要落幕时，才显现出它的残酷和无情。而真到了落幕的时候，一切大错都已铸成，不该发生的悲剧已经发生，迟到的悔恨已无法挽回悲剧性的命运。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对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孩子的毁灭就是一个家庭的毁灭，他们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来改正错误、弥补过失。一旦悲剧发生，等待他们的只会是绵绵无期的痛苦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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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知了在窗外的树上扯着嗓子叫着，远处的工地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老覃关上卧室的门将电视机拧到最小的音量在看足球赛，妻子在厨房里洗晚饭后的锅碗瓢盏。儿子覃天该像往常那样开始练琴了。
　　可是，老覃一直没听到儿子的琴声，正纳闷着，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惨叫，好像是妻子的声音。老覃拉开房门冲出去，立即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儿子面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右手握着一把刀，刀口上血迹斑斑，左手手掌血肉模糊，正嘀嗒嘀嗒地流着血，妻子瘫倒在厨房门口。老覃一边扑上去夺下儿子手里的刀，一边带着哭声问他："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儿子冷冷地回答说："手残废了，你们就不会要我弹琴了。"
　　老覃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儿子竟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拒绝练琴。
　　他将儿子火速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覃天的手掌和手背共有两处刀伤，最重的一刀在手掌，几乎深及掌骨，食指也被削掉了一块，手背上的一刀虽然不深，却已伤及神经。医生遗憾地告诉老覃，根据伤情，覃天要想完全恢复手的功能恐怕不大可能，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也许手指不能伸直，也许拳头不能握紧。
　　听完医生的诊断，覃天的母亲呼天抢地嚎啕不已。这么多年的心血，这么多年的希望就这么一下给全毁了！望着悲痛欲绝的妻子，看看因失血过多脸色苍白的儿子，老覃欲哭无泪。
　　覃天左手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伤及了神经，他的手指不能伸屈自如，特别是食指，几乎不能弯曲。自残后，覃天再也没有弹过钢琴。他的钢琴老师为他深深惋惜，他的父母为他痛心疾首，而他自己感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脱。
　　三年后，当记者采访覃天时，已经18岁的他谈起那个自残的夜晚显得很平静。他说自残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这之前他曾多次反抗过，可是每一次都被父亲打回到钢琴前。有一次，因为他拒不练琴，母亲又哭又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他说："再这样忍受下去，我不会疯也会自杀，因为练琴对我来说已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坐在琴凳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只有手残了，他们才会不再对我抱有希望，才会对我真正绝望。"
　　当一个人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痛苦，那种痛苦也许确实是无法忍受的，起码它超过了肉体的痛苦，不然，一个正处在花季的少年怎么会举刀砍向自己！
从覃天的自述里，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曾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我父母都是工人，吹拉弹唱一样不会，可是他们却希望我成为钢琴大师。
　　听说这是因为我一生下来就对音乐特别敏感，特别有兴趣。据母亲讲，我生下来的那天，护士将我抱到她身边时，我眼睛一直没睁开，这时，忽然窗外传来了一阵丁丁冬冬的音乐声，我眼睛一下就睁开了，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左顾右盼着。
　　她还说，我又哭又闹的时候，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安静下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有时还会随着音乐兴奋地"咿咿呀呀"着。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有一点夸张，因为几乎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听说后来有一位懂音乐的亲戚来家里串门儿，母亲跟她讲起了我对音乐的敏感，她饶有兴趣地看了看我的手，发现我的手指细细的长长的，她对我母亲说："你儿子的这双手，天生就是一双弹钢琴的手。"
　　也许那位亲戚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我的父母却信以为真。从那以后，他们一直认为我有音乐天赋，认为覃家一定会出一位钢琴大师。
　　是不是有音乐天赋我不知道，但那时我对音乐确实很着迷。我们家那时还买不起音响，只有一台双卡录音机，母亲买回一些儿歌磁带和一些音乐磁带，经常放给我听。不久，那些儿歌我几乎都会唱了。母亲买的音乐磁带大都是名曲，有中国名曲《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梅花三弄》、《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等，世界名曲有《舒伯特小夜曲》、《孤独的鸽子》、《快乐农夫》、《春之声》、《摇篮曲》、《圣母颂》等。虽然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音乐，但它或舒缓缠绵或激越明快的节奏却拨动着我的心弦，它传递给我的是一种愉悦和快乐。
　　我3岁生日时，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玩具琴，可以弹简单的音乐。开始，我玩得很起劲，见手指按下一个个键，就能发出多、来、咪、发、梭、啦、西、多的声音，我很兴奋。可是玩了几天我就不想玩了，弹来弹去只有几个音，我觉得没意思。
　　一天，父亲将我抱在怀里对我说，他要攒钱给我买一架真正的钢琴。那时我还不知道钢琴为何物，只知道那一定是一架真的琴，而不是玩具琴。
　　两年后，我5岁时，父亲真的买回了一架大钢琴。那架钢琴的琴身是黑色的，光亮得像一面镜子，摆在陈旧、逼仄的客厅里，高贵得像个王子。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这架钢琴是专门给我买的，他们要请老师教我弹钢琴。站在那个庞然大物面前，我又好奇又兴奋，我迫不及待地按下一个个黑白键，一阵悦耳的声音马上从我手指间流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架钢琴几乎花去了父母所有的积蓄。
　　可那个时候，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中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庞然大物会给我带来什么，更不知道它会夺走我的快乐，夺走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将要给我带来永远也服不完的苦役。
　　几天后，母亲将我带到一位姓段的老师家里，让我跟他学琴。段老师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只有快接近后脑勺的地方有几缕稀疏的头发，母亲告诉我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
　　段老师不苟言笑，很严厉，第一天上课我的手就挨了打。挨打的原因是我总不能纠正我错误的手型。段老师教我学琴时，母亲一直守在旁边认真地听着、看着，并做着笔记。在这之前，她只略识简谱，不懂五线谱，更不懂什么G调、F调。可是为了回家后能按老师的要求督促我练琴，她认真地记下老师的每一点提示。
　　从那以后，我每周去老师家上两次课，每次上一个小时。除了上课，我每天必须练8个小时琴，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我很快就腻烦了这种单调枯燥的学习，可是每次练琴母亲都守在我身边，如果我有懈怠，她手上的棍子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来。
　　上学后，我每天早晨必须6点钟起床练一个小时琴，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我必须放下书包就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才能吃晚饭，吃完晚饭已经是7点多钟了，我不能休息，更不能看电视，马上得开始练琴，练完3个小时我才能上床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我不能跟同学出去玩，不能看动画片，更不能去游戏机室玩游戏，我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学琴、练琴。父母给我制定了一个个考级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母亲成了"魔鬼教练"，除了上班，她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陪我学琴练琴上，她的眼睛无时无刻不监视着我，连我上厕所的时间她都掐分掐秒地算，如果在里面呆得时间长了点，她就会走过来"咚咚"地敲门，一个劲地催促。当我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而消极怠工时，她要么训斥，要么用棍子教训我。有时打过之后她会声泪俱下地告诉我，她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她和父亲坚信，钢琴大师是用棍子打出来的。
　　我开始痛恨弹钢琴。而最初的痛恨，来自11岁那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那天晚上，是我到老师家上钢琴课的时间，可是到了傍晚，外面突然雷声大作，闪电像一条条张牙舞爪的巨蟒东奔西窜，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么坏的天气一定不用去学琴了。可没想到刚吃完饭，母亲就催我穿雨衣、雨靴。我说："下这么大的雨还去呀？"
　　母亲一边匆匆穿雨衣一边说："怎么能不去！下刀子也得去。"
　　我穿着雨衣极不情愿地跟在母亲身后，又粗又密的雨柱将我打得踉踉跄跄，雨水顺着雨衣帽檐流下来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样苦苦练琴是为了什么，虽然母亲曾一千遍一万遍地告诉过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当钢琴大师，可是当钢琴大师是他们的理想，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当钢琴大师必须付出一生的快乐，必须像苦行僧一样一辈子忍受寂寞和孤独，我宁愿不当。
　　到了老师家，还没来得及擦干脸上的雨水，母亲就催着我上琴凳，她怕耽误了学琴时间，因为老师的辅导费是按课时给的，每个课时100元。
　　老师让我复习上节课的曲目。我弹得很糟糕，不但有几个音弹错了，而且节奏也不对，老师皱着眉头训斥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越弹越差？"然后又对我母亲说："这孩子越来越没灵气了，我看他学得再好也只能当个演奏匠，当不了大师，他根本就不喜欢弹钢琴。"
　　母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她是死也不会承认她的儿子没有灵气，死也不会相信她的儿子成不了钢琴大师。
　　从老师家出来，雨仍在哗哗下个不停。一路上，母亲阴沉着脸不停地数落着我，说我弹得不好是因为贪玩，功夫下得不够，还说往后每天晚上要再加练一个小时。天哪，我当时听了简直要晕过去了。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心里充满了对钢琴的痛恨。其实到这一年，我已经学了6年钢琴，我不但没有爱上它，而且连最初的快乐也没有了。我已经变成了钢琴的奴隶，它统治着我，控制着我，它占据了我吃饭、上学、睡觉之外的全部时光。我能不恨它吗！
　　回到家，已筋疲力尽的我，多么想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觉啊，可是刚换下湿淋淋的衣服，母亲就过来催促我练琴。
　　我无可奈何地坐在琴凳上。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我心里充满了对钢琴的憎恨，恨不得一刀劈了它。
　　老师对我的那番分析并没有让父母死心，他们仍固执地认为，弹不好是因为我没努力，只要努力了，我就能弹好。于是，他们将我晚上练琴的时间从3个小时增加到了4个小时。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我不努力是因为我不喜欢弹钢琴，是因为我痛恨弹钢琴，一个对钢琴充满痛恨的人怎么会有弹奏的热情和激情！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反抗过，我拒绝学琴，拒绝练琴。可是每一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我不是屈服于父亲的棍棒而是屈服于母亲的眼泪。有一次，我三天没练琴，母亲就绝食了三天，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父亲给我扔下一句话："她要是死了，你就是罪人。"我还能怎么办呢，只有屈服。
　　上初中后，学习越来越紧张，可是父母要求我学习和练琴一样都不能耽误，琴要弹得好，学习成绩也一定要好，于是我的休息时间一再地被压缩，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由于缺少睡眠，我经常在上课时睡着了。而让我更不能忍受的是，除了练琴，父母不让我接触其他领域的东西，比如电脑，他们不但禁止我去网吧，也不让我到同学家玩电脑，我不会上网，更不知道QQ。
　　我比以前更加痛恨弹钢琴，因为痛恨弹钢琴，我痛恨上了音乐。因为痛恨音乐，我的耳朵拒绝接受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除了非弹不可的钢琴，我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音符、没有节奏的世界里。这时候，我想到了自残，只有手残废了，我才能真正摆脱这一切，获得自由。
　　我手残后，母亲经常坐在那架钢琴前发呆、流泪。终于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将钢琴搬走了，听说是卖给了一户人家，那家有一个准备学琴的4岁的小女孩。
我不知道覃天的父母是如何承受这一打击的，我不知道当梦想破灭，并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他们是不是有所醒悟和反省。

　　当孩子有着某一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时，是揠苗助长，还是因势利导？覃天也许真有成为钢琴大师的潜质，可是在棍棒和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训练下，这种潜质一点点地萎缩了、毁灭了，最后竟成为一个不但拒绝钢琴，也拒绝音乐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有人说，今天的孩子是最累的孩子，他们背负着父母的全部希望，他们承受着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的孩子更多、更重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
　　也有人说，今天的父母是最操心的父母，当孩子还牙牙学语时，他们就开始规划孩子的一生，并为这个规划负起无限的责任。这让笔者想起一位美国母亲。
　　那位美国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务农，另一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杜鲁门总统。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新闻记者纷纷前往他的家乡采访，有记者问他母亲说："您有这样一个儿子，一定感到十分骄傲。"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如果我们的父母也能以这种欣赏的、骄傲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也能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成功与失败、平凡与伟大，那么孩子们就会活得轻松，活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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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情的专制
　　2001年3月1日凌晨，一位浑身是血、已处深度昏迷的中年妇女被紧急送往上海市某中心医院。经医生检查，她胸部有4处刀伤，其中一个伤口距离心包只有一厘米左右。
　　护送她到医院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叫晓京，17岁；女的叫小雨，18岁。小雨自称是伤者的女儿，说晓京是她的男朋友。
　　她是如何受伤的？凶手是谁？因刀伤属非正常伤，医院按规定报了警。区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赶到医院。见到刑警，小雨告诉他，伤者是她的母亲，她就是凶手。
　　为了查明真相，刑警将两个年轻人带回了警署。经讯问，警方了解到，这起凶杀案是他们两人共同进行的，警方立即拘捕了这两个年轻人。
　　事发当晚，小雨的父亲老郑正在单位值班，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当警方给他打电话告知这一切时，他如雷轰顶。他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看到了像血人一样的妻子。
　　老郑怎么也不敢相信刺杀妻子的凶手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雨，他悲痛欲绝地问在场的人："到底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母亲爱她、关心她，有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每天都保证她一个苹果，昨天中午，她妈还跑着出去给她买两个肉包子让她吃了上班，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小雨用来刺杀母亲的凶器，正是母亲每天给她削苹果用的那把水果刀。
　　在拘留所，小雨这样陈述自己的犯罪原因和动机："在家里，我没有做人的感觉，像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被关在家里，一天给三顿饭而已……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事事要依从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没有他们的安排我就一无是处……的确你们是生了我，养了我，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个就一定要处处服从你们，就好像一生一世欠着你们，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为了你们把我的一切都葬送掉。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障碍，不除掉障碍，我永远没有自由，永远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为了弄清小雨刺杀母亲的真实动机，法官特地带小雨找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咨询，在心理专家的引导下，小雨渐渐地打开了心扉，谈出了多年压抑在心头的苦恼。一个家庭的悲欢往事，就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点点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上海人，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年过三十才与当地一位高中毕业的姑娘结婚，1982年生下了我。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爸爸，在内蒙古一呆就是30年，直到1998年才携妻女迁回上海。
　　老夫妻俩都是历经生活磨难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比自己幸福，希望我将来过得比他们好。他们每年都要给我拍许多照片，将幸福的时光一点点地珍藏起来。他们自己省吃俭用，生活上却从不让我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什么，只要提得合理，他们宁愿自己勒紧腰带也要给我买回来。
　　每天早晨，母亲总是将早饭和牛奶都给我准备好了才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总是亲自给我削好苹果，一直要看到我吃下去才放心。后来我也上班了，母亲又担心路上不安全，每天坚持接送我上下班。
　　她对我物质上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什么事情都是她安排好的，我根本没有操心的必要。
　　我不能说她不爱我，可是她的爱让我心里发慌。我不愿做一个永远被她看守的，没有自我、没有自由的囚徒。在他们身边我从小就感到非常的压抑，母亲不喜欢我交朋友，连孩子之间的正常交往也是不允许的，不只是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行，她更喜欢我呆在家里。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朋友。
　　有一次，父母一起外出办事，说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我心里暗暗地高兴。等他们一走，我就给几个同学去电话，约她们来家里玩。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我兴奋极了，将玩具，还有小人书都抱出来与大家分享。没料到，我们说说笑笑正玩得高兴时，母亲突然回来了，她铁青着脸站在门口，用冷冷的眼光扫视着我们，然后指着我的同学凶巴巴地吼道："你们统统都给我滚出去。"
　　同学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地都跑了。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我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们走后，母亲大声地斥骂我，并严厉地警告我，以后不准再将同学往家里带，并要我作出保证。骂过了训过了后，她又告诉我说："你现在还小，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社会上的人不可能像你父母一样所有的事都是为你好，离别人远远的，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受伤害。"
　　第二天，被母亲轰出家门的同学见了我说："你母亲好厉害好可怕。"同学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第一次为母亲羞愧。
　　发生了这件事后，母亲对我很不放心，她开始亲自接送我上学，她不允许我跟同学交往，每天放学铃一响，她就带我回家。回到家，我不能出去玩，只能看书学习。如果他们要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她就会用一把铁锁将我锁在家里。我只好趴在窗前看在外面玩耍的小朋友，看他们溜旱冰，玩游戏，追逐嬉闹。
　　有时，我实在憋不住想出去走走，母亲坚决不让我出去，似乎我一出去就会被人掳走似的。如果我说想出去买点东西，她会说，需要什么我给你买回来。除了上学，我几乎一步也不能离开家。
　　这样的日子就像坐牢一样难受，我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有的只是孤独与寂寞。
　　而母亲却认为她这样做全是为我好，她说她是担心我没有识别能力误入歧途毁了一辈子的幸福。
　　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对母亲说："你这样把我关在家里，哪怕把大门锁起来，但是如果我要改变或者我要学坏的话，你这把锁又有什么用？"我是想告诉她，将我囚禁起来、看管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多孩子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见得都学坏了。可是母亲听了勃然大怒，她认为我是想气她，是想和她对着干，她暴跳如雷地辱骂我，指责我。我的自尊在她的辱骂声中轰然倒塌。从那以后，我总是心情抑郁，感到非常沮丧，我曾几次试图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
　　在家里，性格内向的母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她要求我每一次都要考得最好，常常，我会因为只考了第二、第三名而受到母亲的责骂。这使我觉得，即使我做得再好，也很难使母亲满意。从小到大，她从没夸奖过我，连一个赞赏的眼神也没有过。渐渐地，我对她产生了畏惧心理，心里对她怕得要命，从小就是这样，我不敢对她说话，更别说顶嘴了。在她面前，我只有听话，只有服从。
　　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是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在班上算是成绩好的学生，但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拿到第一名。那次是期末考试，我只考了第三名，担心回家受罚，我不敢将成绩单拿回家。在学校挨了半天，也没想出个逃脱惩罚的好办法。最后我只好将成绩改了，将第三名改成了第一名。
　　可是，拿着被涂改的成绩单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充满了恐惧，离家越近，我心里越害怕，我担心被母亲察觉了，那样我将会受到更大、更重的惩罚。思前想后，我觉得似乎已没路可走了，于是我一头扎进了路边的一个水塘。
　　没想到水塘的水不深，我没有淹死，呛了几口水后，我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岸。衣服湿了，我不敢回家，我一边坐在水塘边等着衣服晾干，一边哭着，我不知道回去以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等衣服干了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母亲追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敢说出实情。侥幸的是，母亲没有察觉到我涂改了成绩单，也许是看我考了第一名吧，她竟没再追问下去。
　　对母亲，我时常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好像面对的只是一个长辈，一个我所要尊重的人，但并不是我可以倾诉、可以依赖的亲人。我很羡慕那些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很羡慕那些搂着母亲的脖子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我，我很迷惑，说她不爱我，可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生活上的事，她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要说她爱我，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冷冷淡淡的，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她从不跟我聊天，从不问我在想什么，也从不问我想做什么。在她面前，我经常很自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一无是处。
　　父亲是个性格较外向的人，小的时候，我更愿意跟他亲近。那时候，父亲把我视为他最大的骄傲，他喜欢将我带到单位同事或亲友面前炫耀，而我，喜欢这种被人重视，被人肯定的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越来越失望，我发现他真的很无能，他对我母亲言听计从，我跟他说的一些话，他都会告诉我母亲，因此弄出许多是非。渐渐地，我对他也彻底关闭了心灵，很少跟他讲心里话了。
　　我在家里更加沉默寡言，读书、写作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看的书五花八门，什么书都看，文学、历史、军事、科学什么的，全都看。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可以这样说，我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超过了许多同龄人。可是父母却看不到我的成长，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事事须听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的低能儿。可是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早已把父母踩在了脚底下，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还有知识和能力已远远超过了他们。
　　这种内心的不平我无处诉说，而真实的我又不被父母了解和认识，我越来越感到压抑，心理上也越来越不平衡。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初中毕业时，我没能考上高中。那时，我们全家从内蒙古迁到上海快一年了。
　　虽然父母为我没能考上高中痛心疾首，伤心不已，但是已成舟，他们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1999年9月，我在一家酒店谋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晓京。晓京比我小一岁，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也到酒店打工，我们刚好分在一起工作。在接触中我发现，他很善良、很单纯、也很坦诚，有许多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的优点，我不知不觉地对他打开了心扉，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苦恼，讲述了自己内心和父母亲的紧张关系。晓京非常同情我，他的同情抚慰了我，使我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其实我需要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感情上的，可是父母没给我，但晓京给我了。
　　我和晓京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可是我的父母对此却一无所知。
虽然我已经18岁了，已经工作了，可是父母仍对我不放心，在他们的眼里我好像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单纯的孩子。凡是我上下班，他们总要亲自接送。为了防止我乱花钱，他们规定我每月的工资全部上缴。我感觉到，只要他们在，我永远不会有自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生活。

　　小雨被拘捕后，在监狱里写下了《我的认识书》。在"认识书"里，她把父母比作种花人，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每当种子要冲破阻力萌芽生长的时候，种花人总是说，你不要出来，外面的世界太残酷。
　　可是她的父母却没意识到，他们费尽心机万般呵护的种子已不能忍受种花人的束缚，她开始思考如何摆脱束缚和障碍，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2001年1月，晓京因为小雨的事和同事动手打架被酒店辞退，晓京刚走，小雨也立即辞职不干了。小雨不敢将这一切告诉父母，她担心父母知道了她和晓京的关系会阻拦她，会失去行动自由，所以她每天仍不动声色地照常"上班"。但是要使父母不产生怀疑，她必须每月按时把600元工资交给家里。在晓京的帮助下，第一个月的钱总算凑齐了。眼看着交2月份工资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小雨再也筹不到钱了，她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的小雨认为，自己被逼到这种地步，全是母亲的错。长期积压在心里的怨恨使她决定除掉母亲，彻底从她的管制中解脱出来。
　　2001年3月1日凌晨，小雨与晓京按约定在一家娱乐城碰了头，两人商量好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小雨知道父亲在单位上夜班，家里只有母亲一人。他们偷偷摸进了家门，母亲正熟睡着，小雨拿起枕头死死捂住了母亲的脸，惊醒过来的母亲挣扎着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母亲被连刺数刀。母亲受伤后，拼命挣扎，并不断向女儿求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求求你，我真不行了，你们把我送医院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小雨，你没有良心啊！"
　　听到后面这句话，小雨呆住了，过了片刻，她说："这些都是你逼出来的。"说着就哭了。小雨和晓京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母亲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她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快点快点，去看看女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2001年6月，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小雨和晓京提起公诉。得知这个消息，母亲的反应再次让人震惊，她宁愿相信女儿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的冲动，她不愿意女儿在监狱里度过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为了减轻对女儿的处罚，她决定为女儿聘请律师。
　　2001年7月15日，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小雨的律师在庭上为她作了辩护。法庭认为，小雨和晓京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主动将母亲送到医院抢救属于犯罪终止，在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罪行，属于自首情节，另外考虑到晓京在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而被害人即小雨的母亲一再要求宽大的请求，所以法庭依据《刑法》有关条款，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小雨四年六个月、晓京三年的刑期。
　　在法庭上，小雨与母亲见面了，这是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母亲哭着问："妈妈希望你有出息，处处为你想，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一念之差会做出这么严重后果的事？"
　　开始，小雨只是流泪，后来她说："我真的很后悔，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小雨并没有正面回答她为什么要刺杀母亲，也许她真的感到内疚和后悔，她不忍心再指责伤心的母亲，不愿在法庭上再控诉已经伤痕累累的母亲。
　　无论小雨有什么样的理由，杀人总是违法的，更何况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仅有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对发生悲剧的原因的追问和思考，也许更具有社会意义。
　　毋庸讳言，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孩子生活在中国式的"温情专制"里，仍有许多孩子被"爱心虐杀"。当专制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孩子的感情即使被伤害了千百次，大人们也会视而不见，而孩子的反抗更成了大逆不道。当爱心成了一种虐杀，即使孩子发出了呼救声，大人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充耳不闻。因为，对中国式的"温情专制"和"爱心虐杀"，历来不乏唱赞歌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本意是为孩子好，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管制和惩罚都是顺理成章的，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
　　正是这种冷漠和怂恿，一个又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