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d! r( M& g R. S5 h一遍遍地问自己:这只是习水的 “专利”吗?从感情上讲,当然希望它是,但从近年披露的很多地方官员窝案的信息来看,我们显然不敢自欺欺人,盲目乐观。不管是瓮安县城的民怨堆积最后彻底梗阻,还是陇南之地的矛盾升级直至激烈冲突;不管是濮阳中原油田传出的官员“嫖宿”女中学生,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曝赌博窝案;不管是芝麻大的官儿动辄贪污几百几千万,还是挖出一个贪官带出一连串的“二奶”“三奶”,我们所接受的信息总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感觉:一些基层的社会生态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0 u- m- N3 T6 @- V- ]* l4 n0 ?9 g& o; A1 c' B ?
所以,我们宁愿站位更高一点,将正在被媒体挤破脓包的习水案作为一个标本,作为中国县城治理中一个极端化的缩影,深刻地将其解剖,用放大镜对其观察,斩断类似县城社会生态在躁动中恶化的苗头,并努力寻求治理之道。 0 r+ e! r$ u9 m0 {0 s+ r. y$ t. k5 a ; d+ G3 Q+ }4 g2 \" V) g习水社会生态至此,根源在于当地权力监督机制丧失殆尽,社会纠偏功能荡然无存,如同一个失控的陀螺,只能被贪念与欲望“绑架”得渐行渐远。在这样一个“小环境”里,老百姓能靠什么走出噩梦? ; J4 {1 ?. ^,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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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这样几股力量:其一是公开的舆论氛围,习水真相是在媒体不懈努力下逐渐暴露于阳光之下的,它为公开讨论、公正处理提供了可能,就如美国上世纪初在贪腐盛行之时一批新闻工作者所掀起的“扒粪运动”一样,强大的舆论监督是扭转一个社会误入歧途的重要力量;其二是上层官员对民情的体察与作为,习水案的揭开直接来源于贵州省高官的“批示”,尽管有人说这叫人治,但不能否认这是当前非常管用的一种力量,联系到最近中央推动的官员定期“大接访”,民情的上通下达显得格外有意义;其三是必须构建联动而通畅的监督机制,人大监督政府、上级监督下级、民众监督官员,只有监督体系运转起来,才不至于污水横流,风气沦丧;其四,也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健全并发扬人民民主的各种路径,人人没有能力做主,说话“顶个屁用”,只能是眼睁睁看着犹如害虫的官员、代表如螃蟹般横行。 " x" ?0 E. G; p+ J
# b' `: g ]. M“郡县治,天下安。”县城是一个很具体也很重要的治理单位,既有乡村中国向上的寄托,也有城市中国繁荣的幻影。权力的腐败,以及因腐败带来的道德堕落、社会颓废,是“基层沦陷”的病灶与根源,极其可怕。我们应将习水作为一只麻雀,放手媒体与各种调查力量,彻底挤破所有黄、赌、贪、腐之流的“脓包”,努力寻求如此社会生态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