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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社工能在灾后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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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5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社工能在灾后做些什么?

     

      当我看到某些社工机构微博里面提出的“社工在四川地震中的作用”时,我才体会到社会工作在国内的发展还任重道远,才知道国内社工队伍状态跟澳洲这边的差距有多大。我在一篇长微博中提到的社工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协调统筹资源,并且调研实地需求、收集资料。”而我想说的是,这些工作根本体现不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任何特色。这也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些报道:很多人其实分不清志愿者、志工和社会工作者到底有什么区别。究此原因、我的理解是,国内社工队伍的专业性还不明显,社工界学术气氛还不浓厚。

      从06年我刚开始接触社会工作到现在,国内社工界一直在使用同一个口号,即“助人自助”。虽然这很好的概括了社工应该发挥的作用,可这个口号难免太空泛了。我在出国读社会工作之前,无法跟别人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工作。或许我在本科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才没办法很清楚的回答类似的问题。“助人自助”,拿什么“助”、怎么“助”、怎么样才能知道别人能“自助”这些问题,我当时也只能很模糊的回答。我看过一些报道,因为国内对社工的需求,很多大学新开设了社工专业,但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法学”作为大专业,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正是如此,才约束了国内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举个例子,悉尼大学把社会工作放在了“教育与社会工作”这一大类;而墨尔本大学把社会工作放在了“健康科学”这一大类。从澳洲的几所大学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同理解。

      经历过灾难和失去亲人的痛苦(trauma and grief)的人,很容易患上一些精神上的疾病。当提到“精神疾病”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很夸张。其实“精神疾病”这个概念在国内被夸张化了。举个例子,澳洲人做过一个统计,数据反映出七成的澳洲人曾经有过精神疾病。其实最简单的焦虑、失眠等等这些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节奏和表现的状态都可以被定义为“精神疾病”。澳洲从二三十年前开始的民权、女权、民主运动至今,整个社会已经了解到“边缘群体”的呼声了。曾经也被集中“收容”的所谓精神病人,现在也可以和睦的住在社区里,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了。而在国内,如果你在公共场合碰到一个精神恍惚、满嘴胡言乱语的人向你走来,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或者觉得那个人是“白痴、傻子”呢?你对一个灰色群体了解的越多、越深入,你才会发现那个群体的闪光点;否则,你永远只会把自己凌驾于边缘群体之上。

      回到正题上来,社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心理咨询师的心理辅导的任务。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It is in the thorough allowing of the grieving process that true healing occurs”。“我每晚都会做同一个梦,梦到地震那天的情景。一旦醒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一到白天我就很焦虑,我无法集中精神,有的时候会莫名的流泪,我甚至想到过自杀,因为我的亲人都在地震中去世了”“我原本可以把孙子叫醒的,因为是周末、他学习很累,我当时只想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好后悔,我没办法面对他在外打工的父母”,有的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开始新生活,有的人却无法找到出口、让自己徘徊在痛苦中沉沦,抽烟、酗酒。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潜能,这也就是我们崇尚的“助人自助”的出发点。我们的工作对象只是被困在那个地方,找不到出路,而社工无法凭空创造一条出路,相对的,我们只是在和工作对象互动的过程中、让他们自己找到黑暗中的闪光处。

      社工在聆听每个人的经历时注意每个人讲述经历的方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找出他们的坚强所在,于是也就可以在这些坚强上构建一个更强的“弹性机制”(resilient mechanism)。这提升了每个人在面对未来灾难情况下的处变不惊的可能性,也使得他们在未来灾难面前互相安慰和帮助时变得更加理智和专业。比如,当工作对象提到“我甚至想到过自杀”时,我们轻轻的问道“那又是什么让你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当工作对象提到“我没办法面对他在外打工的父母”时,我们默默地点头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终究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你能在地震中活下来或许对他们来说也有了一丝的安慰”。聆听那些故事和经历,让悲伤倾诉出来,并且强化已经存在在每个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的坚强,远比送上几个面包几瓶水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社工这个群体也会让将他们的专业性呈现在整个社会面前。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会在在震后的一段特定时间里出现,那就是因为四肢被砸伤而面临残疾的人们。而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策划一个个的小组活动,而这些小组活动的目标就是以一个集体的方式,让这些儿童理解、并且接受自己身体的改变。当他们发现无法跟以前的同学、朋友打篮球的时候,当他们发现自己写字用筷子的右手不见了的时候,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从主流学校转学到特殊学校的时候。这些时候,他们的正常反应都会是焦虑、沮丧和无法接受事实,因为儿童的认知水平和成年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无法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去让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和这些发生的事情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些什么;由于儿童很依赖同辈群体,那些失去朋友的儿童如果没办法交到新朋友,发现新的兴趣的话,很有可能养成孤僻的性格,从而浪费掉所有的潜能。

      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灾难可以让邻里之间更加亲近。从微博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受灾的村庄村民互相帮助、支撑的报道。社会工作者其实可以在这样好的基础之上去构筑更好的社区互助机制。一个村庄,在倒塌的房屋上可以建立起更美好的未来。其实建立一个社区食堂或者活动中心之类的地方,预算不会特别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农民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类问题还处于突出的状态下,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就显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是以村为单位的重建。社区食堂可以解决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伙食问题,并且也可以提供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之间相互依靠的空间。虽然社会工作者在这一方面不能够起到主导作用,但是我们是这些群体的传声筒。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无法抛弃对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无法逃避对社会政策的干预和指导、哪怕现实的体制多么残酷。之前提到的,二三十年前也就是那么一群热血的社工和关注边缘群体的主流群体的不懈努力,改变了整个澳洲的面貌。其实“改变”比想象中的简单。一个村庄,在倒塌的房屋上可以建立起更美好的未来。我从来都相信一个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建设上的能量是巨大的。

      国外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学术文章和研究论文,而国内社会工作高等教育还在使用以经典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工作教材。我觉得这对整个社会工作群体的专业性体现是很有折扣的。教材可以跳过那些经典的理论,而使用国外的一些“证据至上”(evidence-based)的技巧和理论、同时以实践来探索可行性。国内整个行业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从业者职业操守规范。虽然国内很少有行业是存在健全职业操守规范的,但这不能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也没有的借口。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行的人,是需要用一生去升级换代技巧、理论和工作过程的。希望国内国外的华人社会工作从业者都可以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带来新鲜血液,毕竟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内部的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我们不以“和谐社会”为口号,我们只想要整个社会公平一点,更多的人发自内心的幸福一点。

      作者后记:社会工作是一个人才流失率很高的专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本科期间很多成绩比我优秀的同学都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一定程度和国内社会工作的普及度以及从业者待遇有很大关系,不知道最近几年改善到什么程度了。我前一段时间跟新加坡的社工朋友聊天时发现,新加坡的社会工作起步也比较晚,而且从业者待遇相对其他职业也比较一般。但是我发觉,新加坡社会工作的教育环境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却属于很高层次。于是,我在思考,或许是因为社会心态和国人整体意识的欠缺才导致我们跟其他同源文化国家、地区的差距,而不能仅仅强调从业者待遇。个人觉得,社会工作的发展、绝对脱离不了社会心态和文化基础的对应。没有经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女权主义(feminism),以及人权(human rights)这些运动,整个社会是无法体会到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就无从发展到一个为这些群体去争取权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恰巧就是社会工作所追求的。不知道国内的舆论或者文化环境是否允许公开讨论甚至去实践这些运动,这个不确定因素也让国内的社会工作前途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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