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社工未来何处去：回顾 反思 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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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社工未来何处去：回顾 反思 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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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 2014年10月22日 记者 段思午 欧雅琴 胡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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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下午，东莞市民政局举行了东莞社工支援鲁甸灾区服务队授旗仪式。东莞服务队共选拔出10名优秀社工，于10月23日出发前往鲁甸，帮助当地受灾群众舒缓心理压力、推动灾后重建，服务时间共为20天。

   

这仅仅是东莞社工“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自2009年10月上岗以来，截至2014年7月底，全市的社工已开展小组工作8617个，开启个案28044个，个案建档124746个，即时辅导170580次，完成家访及探访260376次，组织志愿者活动274858次。总体进展顺利，受到了用人单位、服务对象以及社区居民的认同和肯定。

   

不过，东莞社工也面临在派驻服务单位干杂活，被“行政化”，以及人才流失等窘境。如何破解难题，成了目前东莞社会工作领域需要思考的问题。

   

发展 从陌生到熟悉

   

从探索伊始，东莞就沿着“民生导向、政府推动、民间运作、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模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推动试点工作至今，东莞已经累计安排财政资金达到2亿多元用于社会工作。”

   

2009年，东莞在全省地级市中首批探索建立现代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5年前，东莞市首批驻校社工诞生。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实验中学社工邹春梅说，当时，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认识社工，4名派驻在2所学校的社工发明了一个“土办法”——他们穿着印有“东莞社工”的社工服，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园内“巡游”，以此引起学生的关注。同时，在一些全校大会如升旗仪式上，校长会将社工引荐给大家，有时社工也上台作自我介绍。

   

如今，以大众驻校社工为例，已经达到20人，派驻在全市10所学校。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学校中引入专业社工的这种模式，能够使得学校、学生、社区都一同进步，而在各方之间架起了桥梁、作为中转站的社工本身，也逐渐在摸索中成长。

   

“推动试点工作至今，东莞已经累计安排财政资金达到2亿多元用于社会工作。”东莞市民政局介绍，从探索伊始，东莞就沿着“民生导向、政府推动、民间运作、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模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为此，东莞明确将社会工作经费全部纳入市、镇（街道）财政预算范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公共财政支持社会工作体系，建立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制。通过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东莞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载体。

   

而在制度上，东莞从配套政策出台、社工机构培育、服务平台搭建、社工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力度、重点突破，目前已经形成“1+15”的东莞社工制度体系，确保了东莞社会工作发展“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经过近5年的探索，东莞已经初步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机制，并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了服务单位、服务对象以及社区居民的认同和肯定。2011年东莞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市，2014年又被民政部确定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

   

困惑 专业性被削弱

   

在试点之初，东莞主要采取“岗位化”方式，较好地克服了社会认知度较低、链接资源不广等困难。不过，社工“岗位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专业性削弱，社工在被派驻服务单位被“行政化”。调查显示，部分服务单位认为社工经常做一些行政性事务。

   

2011年3月，东莞分别向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和乐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社工服务，16名企业社工被派驻到东莞理文造纸厂等5家企业。社工服务的内容包括员工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管理、员工工作能量激发、人际关系调剂等。

   

“企业社工进驻之初，部分企业员工以为社工是政府工作人员，有所接触后认为社工是‘玩游戏’的；而企业则担心社工是政府派去监督其发展的‘特派员’。”东莞市社工协会秘书长李焱林说，随着社工服务的推进，企业及员工才逐渐接纳社工。

   

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胡迎春说，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社工进驻企业4年以来，一定程度上润滑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如，工厂管理者认为某位员工工作态度散漫，请他去谈话，但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管理者便与社工一起去跟员工谈，社工做出客观的分析，“这样问题处理起来就会快很多。”

   

不过，目前东莞市总工会辖下工会和企业的社工仅有28名，其中企业自主购买2名，而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高达数百万名，企业社工远远难以满足巨大的服务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购买上，东莞采取的是“岗位起步、项目跟进”的策略。在试点之初，东莞主要采取“岗位化”方式，较好地克服了社会认知度较低、链接资源不广等困难。这种通过镶入原有制度体系的“嵌入式”发展，在社会工作服务网络的初步建立和覆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社工“岗位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专业性削弱，社工在被派驻服务单位被“行政化”。调查显示，部分服务单位让社工经常做一些行政性事务。

   

此外，东莞的社工流失率依然较高。统计显示，2011年东莞市社会工作者离职率高达19.79%，人才流失现象严重。频繁的人员流动势必降低服务成效，甚至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邹春梅说，虽然学校岗位较为稳定，为把影响降到最低，社工整理了一份“岗位社工工作流程指引”，以免社工服务的“断层”。

   

该如何评价自身服务的成效？除了一些基础的数据外，社工认为，由于社会工作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做的是“人的工作”，其效果因服务对象的特殊和服务内容的复杂而显得难以测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工服务效果不佳的印象。而目前，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可以来给社工“打分”。

   

突破 理顺管理体制

   

“东莞可理顺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就是民政局，服务单位提供指导、协助，发挥监督作用就行，避免让社工无所适从。此外，民政局应当引导服务单位使用好社工，让用人单位和机构处理好关系，两者多沟通了解。”

   

“照搬包括香港、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社会工作在东莞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如何对现有社工模式进行突破和完善，来自正阳社工机构的社工张宏才认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刚刚在东莞兴起的职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发展。

   

张宏才建议，部门需在社会工作机构的数量、质量和之间的竞争上做适度的控制。专注于某一特定专业方向（服务领域）的发展，更有助于提高机构的专业水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机构间的过度竞争。

   

此外，目前社工机构的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以政府资助为主。为了改善机构服务，提升机构专业实力，张宏才说，政府可以考虑允许社工机构在以政府资助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同时，接受其他社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自行募集部分资金。

   

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王志伟介绍说，以学校社工为例，在常规“输入式”服务的基础上也在积极思考产出一些“自哺性”的项目，使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效产出能够直接作用于所服务的对象。

   

对于社工专业性的问题，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易松国举例称，在社区里，有些领导认为社工应该成为他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深圳，甚至有些领导想让社工去服务窗口坐着办公，“他们不知道社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逐步改变；但在社工管理、运作中，要让更多领导看到社工的工作成效。”易松国说，“东莞社会工作才发展了5年，发展到这种高度已相当了不起，内地很多城市都还在观望。”

   

易松国建议，东莞可理顺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就是民政局，服务单位提供指导、协助，发挥监督作用就行，避免让社工无所适从。此外，民政局应当引导服务单位使用好社工，让用人单位和机构处理好关系，两者多沟通了解。

   

易松国介绍，在香港，大量社会基金直接支持社工机构，很多社会服务都是收费的，所以社工机构的资源更加广泛。他建议，政府创建环境，引导社工机构吸引社会资源，东莞的公益创投、深圳的慈展会就是很好的形式。此外，东莞还可以考虑在社区服务方面适当收费。比如四点半学堂，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免费，但对于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可以适当收费。

   

如何留住更多的社工？易松国建议，政府一方面可大力提升社工购买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拓展社工的职业发展空间，吸引人才，比如按照社工工作年限晋升等等。

   

■对话 市民政局谈对策 完善运行机制 优化项目购买

   

当下，东莞社工也面临在派驻服务单位干杂活，被“行政化”，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东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科科长郭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给出了部门的思考。

   

南方日报：由于对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理解不够透彻，一些单位存在把社工当做普通的人力资源补充，将其“行政化”，或者把社工搁在一旁、晾在一边，任其“边缘化”的现象。

   

郭薇：我市社会工作经过五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反思的地方。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发展方向，如何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如何切实提高服务绩效，如何确保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辉煌，是我们全体东莞社工人应该共同思考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东莞社会工作制度体系。这包括完善运行机制，从人才培养、激励保障等关键环节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流程、标准、督导评估等重点内容，制定完善富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细化操作规范，为社会工作的顺利运行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操作依据。

   

南方日报：东莞市社工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但总体而言，当前东莞社工队伍建设尚处于粗放型、低层次发展阶段。一线社工不少来自外地，管理型、督导型、研究型人才相对匮乏。而从经验看，多数社工都刚毕业不久，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专业理论不够扎实、实务经验相对不足的现象。此外，目前社工的流失也比较严重？

   

郭薇：从总量看，全市社工人才总共只有3200多人，远远不能满足开展社会工作对专业人才的需要。

   

在人才方面，我们一方面是“大手笔”吸纳外地人才，从社会工作教育及实践相对发达的地区大批量地引进综合素质高、实务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大规模”培养本土人才，同时提升现有社工的专业素养，分类选拔、培养大量优秀实务型、管理型、督导型、研究型社工人才。

   

此外，我们还积极和有关部门协调，争取在市人大、政协设置一定的社工代表，增强社工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荣誉感。

   

对于社工的流失，我们争取将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全市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从业人员提供方向和指引，并增强其长期致力于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信心。

   

南方日报：从政府购买方式看，东莞虽然确定了“岗位起步、项目跟进”的思路，但实际上仍以购买岗位为主，购买项目进展缓慢。

   

郭薇：是的，东莞社会工作制度设计尚需调适。

   

从整体发展规划看，当时主要提出到2010年、2012年和2014年全市社工人数分别达到500、1500和2500名等几项硬性指标。现在看来，由于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职业性把握得不够准确，当时单纯从社工数量角度出发提出的目标过于单一，作出的规划不够科学。

   

试点之初，东莞主要采取“岗位化”方式，较好地克服了社会认知度较低、链接资源不广等困难。现在看来，若只是单纯承接岗位购买，社工机构始终摆脱不了中介角色，社工服务终究只能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

   

为此，我们稳步探索“项目跟进”，逐步优化购买项目服务格局。

   

首先是项目化运作，例如长安镇2010年首次试水购买项目，设计了“残疾人日间托管站”项目；其次是中心化运作和抱团式发展，鼓励基层社区以“岗位化购买，项目化运作”的方式放大社会工作的整体成效，如东莞于2011年启动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则有机地将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融为一体，促进了“三社互动”和“两工联动”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