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郑杭生先生

桂城督导培育

悼念郑杭生先生

* @% |: v- [0 w

11月9日21时，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教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郑杭生教授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成立郑杭生治丧委员会，将于11月15日上午8点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老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也没间断工作，还在带博士生、出差、开会、调研。

“嫁”给人大一辈子

昨日，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网站发布了讣告。据悉，郑杭生教授是浙江乐清人，1936年出生于杭州。自从1956年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后，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人大。他曾在访谈中称自己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

1984年、1987年主持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在访谈中，他曾自述说：“对我来说，社会学真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进而建立了重点学科，并且在一级学科里排名全国第一。”

  O- o* O4 x/ J' Q" U& o+ V

病后没间断工作

, [1 w) }2 F( ~9 O0 ?) X9 G

人大社会学院2013级博士生邵占鹏回忆说，他第一次见郑杭生教授时，还是武汉一名大一本科生。“老师是学科泰斗，我们从一开始学社会学，就知道他的名字，很多高校用的都是他主编的教材。”

6 Q5 ]# z" G, Q4 ?7 d4 F- M

谈起对郑教授的第一印象，邵占鹏说，老师可以深入浅出地把理论讲得非常清楚。“老师博学多识，他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自己去看问题时，一些关键点是想不到的。”后来邵占鹏读研时，硕士生导师恰好就是郑杭生的学生，考博时，他在导师的推荐下，给郑教授发了邮件。“最终能读上郑老师的博士，我非常荣幸。没想到的是，老师这么快就走了，我们心里特别难受。”说到这里，邵占鹏的声音有些哽咽。

让邵占鹏心痛的是，郑杭生教授在7月份检查出患癌症时，并没有告诉大家。此后的近4个月里，他仍然没有间断工作。“这期间，我们还去珠海等地出差、开会、调研。老师可能知道这种病很难治愈，他不希望余生在医院度过，而是选择继续从事喜欢的工作。”

3 g7 }7 ^- d9 E" A4 T( [- a9 s

设基金会资助学生

记者查询发现一个名为“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网站。邵占鹏称，基金会无偿资助学生做研究，全国学生可以申请项目并做项目论证，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评审并通过后，硕士可得到1.5万元研究资助，博士可得到2.5万元的资助。“基金会的经费是郑老师通过其影响力募捐到的，基金会无偿资助学生做研究，对学科未来的发展很有利。”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张璐

* g9 t, u3 Q6 D: w: v5 @

那一代学人的使命

东方早报 2014-11-11 评论员 徐书白

' P% A- `3 f7 n4 ?# f2 j

11月9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不幸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第一位一级教授，生前曾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并任第一任所长、系主任，他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年出版）及其修订本《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年出版），是众多社会学系学生及社会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影响力极大。

郑杭生教授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社会各界纷纷向这位学界泰斗致以哀悼、表达敬意。但也有社会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发出一些刺耳的“诤声”。有人提到郑先生那部流传甚广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以现在的学术标准看欠于严谨；还有社会学系曾经的学生认为，这本教科书过于古板、教条，甚至可能“扼杀”了社会学新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

其实，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每一代学人都有其贡献，也难免有其局限性，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郑杭生教授以及他那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更当抱以同情之理解。

在郑杭生教授之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代学人，严复率先介绍西方学说入华，孙本文、陈达、李景汉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等学者，一面继续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一面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而以郑教授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面临的时代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社会学这门学科1952年以后就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撤销了，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恢复与重建。三十年间，世界上社会学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社会学却近乎一穷二白；还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坚冰缓融，当时学术思想领域还有着现在无法想象的“雷区”，难免动辄得咎。但那一代学人还是拿出自己的勇气和担当，敢闯敢拼。

他们一方面要恶补与外国社会学研究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前三代学人未竟的事业。就连费孝通教授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1980年出版）序言中坦承，作为社会学重建后第一本大学教科书，书中难免缺陷和不足，“如果用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很可以说这是‘不成样子’或‘不三不四’的”，但对此“原不应作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要求”。这句话，完全可以移用在当时一切学术研究之上。

有一本现在的社会学系绝大部分学生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书，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此书出版于1981年9月，是“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中的一种，作者是“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译者正是郑杭生等学者。在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当然对这本书上留下的时代烙印可以一哂置之，但是，三十年前，许多热爱学术与思想的青年，正是从这本书中汲取成长的养分，最终成为如今各高校社会学系的骨干与栋梁。

+ q# i, a. V5 T8 R; [- M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贡献。郑教授那一代社会学学人，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人，都称得上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努力和勇气，为后来人指明方向，奠定了基础。他们所提倡的学习外国理论、注重实地调查、进行同行评议等研究取向，早已从当时的新知变成了如今的常识。

他们的研究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他们的著作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但是，今天的我们如果走得比他们更远，那也是因为走在他们所开拓的道路之上。薪尽火传，代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