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性侵害癔症看中国当代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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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在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巫师能从魔鬼那里获得法力伤害虔诚的宗教信徒。1487年，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马（Heinrich Kraemer）出版了一本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女巫鉴别手册”，标志着“猎巫”（Witch Hunting）这项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正式开始。

这本书描述了女巫是如何与魔鬼签订契约，伤害人类牲畜，甚至可以将男人的生殖器“夺走”；而这本书也为如何鉴别、迫害“女巫”提供了详细的指南。“巫术恐慌”从14世纪开始横扫欧洲大陆，一直到17世纪初期才逐渐消退，许多无辜的人被当成巫师，送上了绞刑台。

17世纪末，美国小镇萨勒姆（Salem）也迎来了自己的“猎巫”行动。尽管萨勒姆审判案的时间十分靠后，但在战争和宗教等环境的影响下，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689年，英法之间的战火首次烧到北美大陆。在这场被后人称为“威廉王之战”的纷争中，加拿大东南部以及新英格兰东北部许多地区惨遭蹂躏，大批居民南迁避难，马塞诸塞州的富庶小镇萨勒姆成为一个主要据点。难民的涌入使得土地和生活物资严重紧缺，邻里之间的冲突加剧，在这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地方，人们相信一切不和睦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

1692年1月，牧师萨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9岁的女儿和11岁的侄女突然痉挛，她们发出尖叫，胡乱丢东西，浑身抽搐。这完全吻合波士顿传教士克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其宣道书中描述的邪恶力量附体症状。虽然有人认为她们是因为此前做错了事，于是故意装病，以逃脱大人的惩罚。但经过诊断，医生确认她们是被邪恶力量附体了。此后又有一个女孩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19世纪画家Alfred Fredericks重现的“蒂图巴与孩子们”

2月底，在治安官乔纳森•考温（Jonathan Corwin）和约翰•霍桑（John Hathorne）的一再追问下，孩子们“指认”了三个施法的人：她们分别是帕里斯的黑人奴隶蒂图巴（Tituba），无家可归的乞丐萨拉•古德（Sarah Good）和贫困潦倒的老妇人萨拉•奥斯本（Sarah Osborne）。

这些“巫师”随即被捕，在审判所里接受拷问。只有蒂图巴认了罪，她在供词中承认：“魔鬼命我为他做事。”她还描述出黑色的狗、红色的猫和黄色的鸟等幻想，并提到有一个“黑人”让她在一本书上署名。她承认自己签了字，还说会有很多巫师来对付萨勒姆的清教徒。三个人被一起投进了监狱，一场更大的猎巫行动迫在眉睫。

从小镇萨勒姆到整个埃塞克斯郡（Essex），再到周边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塞弗科（Suffolk），人们对巫术的恐慌有增无减。在最开始，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乞丐和穷人都成了宗教斗争的牺牲品，他们被人们冠以“巫师”的头衔，捉了起来。

因为事态逐渐失控，所以马塞诸塞州政府不得不派出副州长托马斯•丹佛斯（Thomas Danforth）亲自坐镇，参与旁听。1692年5月27日，州长威廉•菲利普（William Phipps）下令设立专门的听审裁判庭（Oyer and Terminer）处置此类事件。

第一个站在这个专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人是布里吉•毕肖普（Bridget Bishop），一个爱嚼舌根且不守妇道的老女人。当法官问她有没有修行巫术时，她回答到：“我和那些尚未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但法官最终还是认定她“身穿和清教徒传统不符的黑色奇装异服，不按清教徒的习惯生活”，将她认定为女巫，并把她吊死在了被后人称为绞架山（Gallows Hill）的地方。

一名妇女正在萨勒姆接受女巫审判

恐慌的火苗开始蔓延，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逐步烧到了基督教徒当中。按照当时的审判程序，只要控诉人一句话，无需任何证据与逮捕令，被告就可以被交到法庭上接受审判。而在审判过程中，连梦境和幻象这样的证据都会被采纳。到了这种程度，为了自保，人们纷纷抢先控诉身边可能危及自身的人。

毕肖普受刑后5天，最初宣扬“邪恶力量附体”的传教士克顿•马瑟亲自给裁判庭去信，恳请法官不要采纳关于梦境和幻象的证据。但裁判庭根本没有正视马瑟的呼吁，审判仍在继续，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10月3日，克顿的父亲，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因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公开抨击审判庭接受宗教幻觉的做法。

此时，州长菲利普已无法坐视不管。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也被控行巫。作为对因克里斯•马瑟的响应，菲利普叫停了对巫术的控告，并在10月29日解散听审裁判庭。1693年5月，菲利普全面赦免了因巫术控告而被关押的无辜者。至此共有19人被绞死，另有一位71岁的老者被乱石砸死，而在近200名服刑者中，还有数人死在监狱里。

1702年，马塞诸塞州法院宣布萨勒姆审判案不合法。1711年，殖民政府通过法律，全面恢复受审者的名誉，并给予每人600英镑赔偿。在两个半世纪之后，马塞诸塞州政府终于在1957年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正式道歉。自此，这场宗教迫害正式完结。

现在看来，巫师、巫术什么的显然不是导致“邪恶组织”的罪魁祸首。1976年，心理学家林达•卡波雷尔（Linnda Caporael）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称寄生在谷物上的麦角菌（Clavicepspurpurea）才是当时的罪魁祸首，人在误食被麦角菌污染的粮食后，容易发生肌肉抽搐、呕吐，甚至出现幻觉。萨勒姆处于沼泽湿地间，正是适合麦角菌衍生的环境。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萨勒姆审判案对世人的影响从未消退。正如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获得的结果一样，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压力也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萨勒姆，所谓“邪恶力量的诅咒”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邻里间的不和睦，也放大了萨勒姆人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外来者的排斥与仇恨，让那些本来安分守己的村民转头迫害自己身边的人。其实并无女巫，人们只是借女巫之名，排除异己。

1953年，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将这个故事搬上了舞台，借1692年人们对巫术的恐慌暗喻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社会影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在1981年上演过此剧。

1992年，当地举行萨勒姆300周年纪念活动，在阿瑟•米勒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的主持下，萨勒姆巫师审判案纪念公园落成，园内凸出的石凳代表着审判案中每一位遇害者。另外还有一系列纪念馆对外开放，完整地向世人展示着三个世纪前的这场巫师审判案。

（以上图文引自网页）

宗教教义给人洗涤自身，纯净自身的理想主义追求瞬间转化为一场排除异己的浩劫，这仿佛不是迷信愚昧所能简单解释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种善恶循环；从萨勒姆巫蛊到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掀起的反共浪潮（查理·卓别林曾遭此迫害）再到盛行于美国80年代的“性侵儿童”社会幻象，集体无意识所引发的集体癔病其实从未远离过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

80年代美国人普遍认为，儿童持久地面临着性暴力和威胁。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于道德沦丧的忧虑，舆论臆想惊悚邪恶、精心策划的罪状，日托所工作人员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指控。譬如那个描绘逗留在游乐场“捕食者”的传说，有不同版本，被不同的人群反复言说。广而流传的故事，社会普遍的焦虑感伴随第二波女权主义，政治地位日益显赫的公诉人团，福音派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作为一种意识特征构造了美国的80年代。近几年查理德·贝克一直专注于撰写《相信孩子的话：上世纪80年代的道德焦虑》，在浩繁的卷帙中摸索了精神病学史，给世人展示了集体无意识引发的秩序混乱。

《撒旦的沉默：宗教仪式性侵害和美国当代的猎巫》第一部讨论“日托恐慌”的著作，出版于1995。调研记者黛比·内森受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村声》杂志编辑艾伦·威利斯之托调查报道一起日托案件。当时舆论对日托管理的不信任依然盛行，内森和律师迈克·斯内德克一起详尽探讨了“日托恐慌”，并且揭发批判了相关机构对社会舆论的导向。

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美国被无数控告包围吞噬了，这些控告的发起往往缺乏一丁点的证据。公众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看上去品行端正；而被质疑的多数就是从事学前教育的幼师群体，他们聚集在阴暗角落密谋着对儿童的奸淫和恐怖袭击。黛比·内森、迈克·斯内德克共同执笔的这本书则意在探究这种盲目的恐慌背后的驱使力量。

“大概除了‘狂热分子’（埃里克•霍弗 The True Believer，在下文将提到）很少读者会对《撒旦的沉默》给出的结论存疑：邪教仪典摧残是一种人们想象出来的灾祸，是公众缺乏理性判断力引发的聒噪。而舆论的杀伤力有鉴于萨勒姆猎巫事件和麦卡锡主义。”

——朱迪思·莱文《女性评书》

“仗义执言，论述详尽。这样的著作早该面世，可堪警察、律师、社会工作者、立法者的必读之作。”

——马克·彭德格拉斯特《费城问询报》

“对公案、备份材料的审查之周密让人咋舌，辅以采访和历史研究，揭露了一股系统的势力以阶级为基础造就替罪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则是日托所私营化却肩负神圣使命的矛盾性的聚焦点。”

——玛丽莲·艾薇《民族报》

“一份精彩绝伦的记述”

——玛吉·加拉赫《华尔街日报》

从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指出经验存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精神，人类对“经验”，“大众心理”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在萨勒姆巫蛊中，官僚化的宗教信仰上升到了至高境地；希特勒以合法方式在德国上台，其煽动国民对纳粹主义的信奉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灾难，至今引人讶异深思。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写道 “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其他任何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 我想，埋藏在人类普遍精神中固有的恶性就是我们需要悼念历史和谦卑的理由；而谦卑并不意味着卑微和逃避。

我们善于选择性地遗忘或是美化民族苦难的过去，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奶奶说：”还提那些过去的事情干啥呢？”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并未使苦难真正被抹去，而是变成恐惧进入到了集体无意识。在难民阴影的笼罩下，我们恐惧下一刻世界变成什么，推推搡搡，急功近利，或者多生多育，以求血脉留存。选择性地美化，畏惧人性的阴暗面，普遍存在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所以我们总希望看到父慈子孝，山盟海誓，永葆痴心，哪怕故事有违逻辑，而排斥对“不完美”的刻画；我们的影视剧总是清晰地分割好坏，生硬地告诉世人“坏人”的惨烈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杀死犯罪嫌疑人，唯恐其遗毒世间再降灾祸……其实“罪恶”是人类的普遍经验，只是或缺乏了滋生的土壤，人类只有被动地抑制；而这也是现代司法的尊严所在。

逛豆瓣再次邂逅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看到豆友称其为可打六星的书籍。回想首遇此书还是在高中，大学时老师曾作为阅读材料推荐，现分享片段：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象：不可预测性（即命运）已为我们所驯服。”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入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别人认可自己，别人的认可就成了自己生存意义的证明。有时候，这个认可像是自己挣来的，你真的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人，你真的是一个好人。然而，问题是，如果拿掉成就或“好人”，你是否能看到你存在的证明。太多时候，我们会掠夺别人的认可，胁迫别人的认可，为了得到这个，甚至不惜把别人毁掉。你没有义务配合这种掠夺或胁迫。”

“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信息来源：http://gd.qq.com/a/20160116/0339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