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加拿大社区之比较

又又

组织形式不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从社区的形成和管理机构的组建来看，中国目前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做法。区是一级政府，是街道的上级单位；街道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虽然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它的组建是由街道办事处主持的，到目前为止一些地方居委会主任还由其上级任命。当然，各地的换届选举正在进行，也改变着这种状况。不过，大多数居委会的工作仍需在其上级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进行。加拿大的西部开发，是完全自发的无政府行为，社区是基本单位，邻里互相帮忙。加拿大市民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和政府的关系不同：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
中国社区居委会干部在社区大小是个官，不少居委会主任近年来明确为正科级，他们要管人，能办很多事，比如转户口等。居民认为他们代表政府。加拿大社区管理者是志愿者，学历高、年轻化，社区不但有限制权力章程和各个管理者的职权范围，而且还有违反章程、超越职权范围的处理办法。居民认为他们代表自己。二者相同之处都是参政议政。加拿大政府在许多方面依靠社区，因为他们是直接选举，社区居民都有投票权，社区的提案包括哪里要建停车场、哪里可以卖酒、哪里应该建高速公路等等。市政府划片派出联络员，旁听社区会议，为社区提供各种信息。
投入渠道不同：“吃饭”财政和“活动”经费
中国的居委会，政府有投入，但很少，主要管负责人工资和政府支持的项目。现在正在改革成“费随事转”。许多居委会缺少办公地点，社区活动场所尤其缺乏。这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加拿大政府修建了很多社区活动中心，交给社区管理和使用，社区可以自主经营社区房屋和周围的土地。社区资金来源主要靠自筹———社员会费、募捐、房屋和设备出租、活动收费等。而且加拿大政府有专项资金投入，支持社区发展，根据需要，社区申请资金、政府发放。
思考：
在社区建设的许多方面，政府存在职责不清、权力不明的问题。如“以政代社”，直接包揽了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民主、社区自治等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所承担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单位的社会职能外移，城市社会人口变化的加剧，现有城区管理体制和功能难以承接。因此在对社区的管理中政府存在“越位”与“缺位”的现象。政府应转变对社区的领导责任为指导责任，进一步下放权力，建立和完善“费随事转”的制度，扶持社区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后所形成的非单位型社会，改变着传统的国家管理的微观基础，可能会出现社会离散、社会疏远、社会失序、社会失控等社会发展问题。因此必须培养社区。通过社区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再组织起来，整合和动员社会资源，对传统的单位制社会加以重新构造。逐步形成由有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共同风俗、共同心理、共同利益的群体所组成的社区。城市社区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庞大的志愿者潜在队伍，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有效的体制创新。
打破居委会现有的界限，把社区建设纳入城市工作的总体布局，重新规划。“区位理论”认为，社区的界限不一定与政府单位管辖的疆界相重合。社区建设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居委会、街道为基本单元进行的，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则是走出社区、超越社区。即不再拘泥于、局限于行政划分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向有高度的灵活性、松散性的“共同体”过渡。驻区单位也要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界限，结合企业剥离社会，支持社区发展。社区要利用好现有的社区资源，在社区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做到“同享资源、共建社区”，充分利用各种场所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以增强社区凝聚力。
（作者系广州市培正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