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了我？1

yilingche

-- 毁了孩子一生的一件小事

吴苾雯

序：魔鬼就在细节中

　　人生会遇到许多岔路口，有的通往天堂，有的通向地狱。人的一生有多种可能，既有可能成为”天使”，也有可能成为”魔鬼”。
　　在存在着这些可能的岔路口，人们的选择却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引导他们作出选择的，也许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也许是生活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也许是几句不经意的话，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却印象深刻的行为。可是在这些小事件、小细节、小行为和不经意的话语的影响下，站在岔路口的人走进了不同的人生路径，从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早期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在全美选出50位成功人士和50名有犯罪记录的人，分别给他们去信，请他们谈谈母亲对他们的影响。信发出去不久，心理学家收到了许多回信，而其中有两封回信谈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苹果。
　　这两封信，一封是美国白宫一位著名人士写来的，一封是一个仍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写来的。
那封来自监狱的信说：

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的，大小各不相同。我一眼就看出中间的一个又大又红，十分喜欢，我很想要那个又大又红的。这时，弟弟抢先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留给他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要那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表扬我是一个好孩子，还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给了我。我说谎话，却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以后我又学会了打架、偷盗、抢劫，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直到有一天，我被送进监狱。

那封来自白宫的信说：

　　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有个儿大的，也有个儿小的，我和弟弟们都急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上，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你们谁都想得到它。很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
我们都同意妈妈的建议，因为我们都想得到那个最大最红最好吃的苹果，只有这个办法才是最公平的。于是妈妈给我们划定草坪后，我们几个人就比着干，谁都想干得最快最好。比赛结束后，我赢得了那个最大最红最好吃的苹果。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了一个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道理：要想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正是母亲的教育让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尚秀云共亲手审批了629名未成年犯罪者。她发现，“问题少年”往往是“问题父母”的产物，每7个编造谎言犯诈骗罪的少年中，有6个的家长不诚实；每14个偷拿他人财物犯盗窃罪的少年中，有13个的家长崇尚金钱、贪小便宜；每15个持械斗殴犯故意伤害罪的少年中，有12个的家长性格粗暴、爱与人争斗、动辄打骂孩子。
　　一个人一生中最早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来自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可以教孩子第一句谎言，也可以教他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可以教孩子做一个自私的人，也可以教他做一个善良无私的人。父母可以在孩子的心里播下暴力的种子，也可以在他的心里撒上爱的种子。一位早期教育专家认为，一个人6岁之前所受到的教育会影响他的一生。
　　当孩子带着一颗单纯得透明的心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求知的渴望，他们对父母有着一种天然的完全的信任，父母说那是花鸟、树木，他们就会认为那就是花鸟、树木，父母说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他们就会认为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如果父母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红的说成绿的，他们也会毫不怀疑地认为那黑的是白的，那红的是绿的。
　　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父母说什么他们会信什么，在这个阶段，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他们对父母所给予的信息是反映式的，父母的生活态度和言行举止，父母的心理和人格，就是孩子向这个社会学习的最好教材，就是孩子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面镜子。
　　父母以人格育人格。品行不良的父母很容易培养出品行不良的孩子，心理扭曲的父母，很容易使孩子失去辨别美与丑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在孩子的幼年给孩子奠定什么样的生命品质，将决定着这个孩子的一生是否过得美好和幸福。
　　在人生的岔路口，影响和决定孩子一生的，除了父母，还有老师。当孩子背起书包走进学校，开始漫长的学习生活时，老师便成为他们人生途中重要的领路人，老师的品质和人格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他们，老师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动作，也许会成为推动他们脚步的一种力量，如果是爱的力量，会将他们送进天堂，如果是邪恶的力量，也许会将他们推进地狱。
　　一个被老师唾弃的孩子，学校就是他的地狱。一个被父母、老师同时唾弃的孩子，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地狱。
　　那些“问题少年”，那些身陷囹圄的罪犯，许多人曾经都有过这样的岔路口，是发生在人生岔路口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笔者读到了一份对115名死刑犯犯罪原因追溯的调查报告。调查表明，这些罪犯从善到恶，从人到鬼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犯罪大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是不同的童年造成了杰出青年与死刑犯之分，更造成了健康青年与病态青年之分。他们中有30.5%曾是少年犯，61.5%少年时犯有前科，几乎人人都有过劣迹。
　　柏拉图说：“人是习惯的奴隶。”英国诗人德莱敦说：“首先我们养出了习惯，随后习惯养出了我们。”
　　当初播下什么样的种子，今天就会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是人的行为、习惯、品质直至人格。
　　一位学者说：造就一个人，或者毁掉一个人，就看你是如何被教育的。
　　魔鬼和天使都在细节中。

yilingche

　　见到晓宇的那天，下着雨，他撑着一把黑布雨伞走过来，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打量着他，心里暗暗吃惊，他与我的想像太不一样了，瘦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说话慢条斯理，甚至带有几分羞涩。如果不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环境里，我确实很难将他与那个两次进出工读学校、劣迹斑斑的男孩子联系在一起。
　　在晓宇就读的工读学校我了解到，13岁那年，他上初一时，因多次聚众打架并打伤老师被送进工读学校。一年后，转至一所普通中学。上高一时，因多次抢劫低年级学生财物被再次送进工读学校。如今，他已是工读学校高二年级学生了。
　　在这之前，我曾给晓宇打过几次电话，想跟他聊聊，可他一直不愿见我。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他讲起了两个不同的分苹果的故事：一个男孩说谎话从妈妈那里得到了想得到的苹果；一个男孩通过劳动竞争同样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苹果。可是两种不同的得到苹果的方式却演绎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听完这个故事，晓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跟我见面聊聊。
　　当我近距离观察晓宇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冷漠，冷漠中有几分凶悍，那不像一个孩子的眼神，虽然那种冷漠和凶悍时时被长长的睫毛遮蔽，但是仍让我的心有不小的震撼：一个还不到17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眼睛？
　　听说晓宇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某大型企业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外资企业主管。这样的家庭怎么会培养出一个崇尚暴力的孩子？
　　我正琢磨着如何开始这场谈话时，晓宇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我恨我妈！"他将那个"恨"字咬得又重又长。接着又补上一句："没有我妈就没有我的今天，你说我能不恨她吗？"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走进了他的童年、他的少年，走进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岔路口。
　　小时候，我长得很讨人喜欢，皮肤很白，眼睛很大，头发是自然地卷曲，别人都说我像个洋娃娃。由于父母在工作了几年后又双双考上了研究生，我从两岁开始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与他们一起生活。爷爷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很会讲故事，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都是他讲给我听的。那时候，我对这些故事简直着了迷，经常缠着爷爷要他讲故事。爷爷将肚子里的故事都讲完了，只好去买一些小人书回来看，看完后再讲给我听，但是爷爷从不照着书上念，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在故事里还加进了许多他自己的创作。那时候，我最崇拜的人就是爷爷和那些写故事的人。
　　上幼儿园中班那年我5岁，这年，父母研究生毕业，我被他们接回到身边。
　　母亲带我走的那天，我又哭又闹，我不愿去他们那里，在我眼里，他们很陌生，我在爷爷奶奶家那几年，他们只在寒暑假来看我。
　　我不愿跟她走，我说我要听爷爷讲故事，我要吃奶奶做的猪肉炖粉条。母亲哄我说，她会给我讲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故事，她会给我做猪肉炖粉条。
　　我信以为真地跟着母亲回了家。回家的那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就想，妈妈一定会给我讲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是我在床上躺了好半天，一直没见她过来，而以往这时候，爷爷总是走到床边笑着对我说："小子，来，爷爷给你讲故事。"
　　我想，母亲一定是忘记了，便起床去找她，我对她说："妈，我要听故事。"
　　母亲正在台灯下写着什么，她不耐烦地说："你不见我正忙吗？"
　　也许她看出我很失望，想了想，她放下笔，从抽屉拿出一本童话书说，好吧，我来给你讲一个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
　　一只大灰狼溜进了树林，树林里住着小白兔、笨笨熊、喇叭象、小刺猬、小山羊……大灰狼偷偷摸摸地摸到了一间红房子的窗前。大灰狼往屋里一看，满屋子的大老虎、小老虎，它们张牙舞爪，呼啸吼叫，大灰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妈呀，这是老虎大王的家，进不得！"大灰狼灰溜溜地赶紧溜走了。
　　"嘻嘻嘻"，小白兔从大衣柜里蹦出来，朝着满屋子的老虎笑。原来，一面墙上的小老虎，是小白兔画出来的；墙对面的大老虎，是小白兔用放大镜照出来的，录音机里播放的《老虎之歌》，是小白兔从勇敢商店买来的磁带。小白兔靠自己的智慧将大灰狼吓跑了。
　　听完故事，我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小白兔就是好的，大灰狼就是坏的呢？"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狠狠给了我一耳光，她声色俱厉地说："笨蛋，这难道还用问吗。"
　　我"哇"地一声哭了。她更不耐烦了，又抽了我两个耳光说："哭，哭，有什么好哭的，这么笨还好意思哭！"
　　 莫名其妙挨了打，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一直愤愤地想，难道因为你是大人就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不讲理吗？难道因为你力气大就可以随便打我吗？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向妈妈提出过讲故事的请求，虽然她后来也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我已失去了听故事的激情，也失去了对那些故事的好奇心，每一次都是她干巴巴地照本宣科，我呢，木然地听着。见我"傻呆呆的"(这是她的原话)，她会伤心气愤地将书重重地甩在我脸上，然后拂袖而去。
　　那时我就想快快长大，长大了，有了力气，我就可以报复她。
　　5岁那年的那个晚上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从那以后，每当她骂我、打我时，我心里便暗暗咬牙切齿地发誓：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报复。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识到，一个人弱小了就会被人欺凌，强大了就能欺凌别人。
　　我6岁半时上了小学。在班上，我个儿最高，比别的同学差不多高出一个头，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上小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上课时，我向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同学借橡皮擦，他不肯借给我，我就从后面朝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他"哇"地一声哭起来。老师跑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脚踢他的屁股。
　　老师怒不可遏地要我站到教室后面去。老师是男的，长得又高又壮，我想，如果我反抗，他一定会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起来摔出去，说不定还会揍我一顿。我不情愿地离开座位，到教室后面老老实实罚站。那天，我被整整罚站了一上午，腿站得又酸又麻，我狠狠地盯着老师心里愤愤地想：等我长大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由于个子高，我在心理上感觉自己很强大，便经常对冒犯我或我看不顺眼的同学大打出手，班上的同学几乎人人都怕我，有的人千方百计地巴结我，我在学校渐渐坏得出了名。母亲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挨老师一顿训斥回来，她便将怒气发泄在我身上，狠狠地教训我，开始是扇耳光、扒下裤子打屁股，后来是打哪里顺手就打哪里，顺手抓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常常让我浑身挂彩。于是，我便将不能向她发泄的仇恨加倍发泄到同学身上。
　　小学毕业时，我已臭名远扬了。升初中时，与我所在小学对口的中学不愿要我，母亲去求了几次，人家根本就不理她。那天，她从学校受了一通气回来，进门就操起一根棍子朝我劈过来。我闪过身子，一把抓住她的手夺下了棍子，她几次扑过来想夺回棍子都被我狠狠地推开了，那时我已经一米七了，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最后一次我将她推倒在地上，然后就跑了。那一次，我在游戏机室玩了三天三夜。第四天，父亲找到了我，将我押回了家。
　　这一次母亲没有打我,她也许知道自己已经不是我的对手,她只是恨恨地指着我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怎么生出你这个东西。"
　　眼看快要开学了，那所中学仍不愿要我，母亲只好将我送到离她工作单位很近的一所中学。她认为这样能更好地监督我。每天早晨，我和她一起乘公汽去学校，下午放学，她一般都来接我和我一起回家，如果她有事了或要加班，我就一个人疯玩到很晚才回去。
　　在那所中学，开始我还是挺老实的，也想好好学习，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天，我的同桌告诉我，隔壁二班的一个同学将他的足球故意踢进了水坑，他找对方理论，对方不但不道歉还揍了他一顿。我听了，马上就说："我去帮你揍他！"
　　下了课，我去二班将那个同学喊出来，我说："你敢欺负我的同桌，你小子欠揍啊！"边说边一拳打在他脸上。血从他的鼻子里流出来，他捂着流血的鼻子转身逃回教室，我追进去拳脚相加将他打倒在地上，看他抱头惨叫着在地上翻滚，我心里有一种征服的快感。
　　每次打完架我都有这种快感，我想母亲当年打我，我无力反抗、抱头鼠窜，她心里也许就有这样的快感。征服人与被人征服，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母亲用她的暴力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家里还赔了对方医药费。我成了学校人人皆知的坏学生。
　　我第一次被送进工读学校是初一下学期。
　　事情起源于一堂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长着一撇小胡子、说话有点娘娘腔的老师。那节数学课是在下午，我昏昏欲睡，勉强撑了半节课后终于趴在桌上睡着了。突然，我感到头皮一阵刺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头发被数学老师狠狠地拽住了，那只拽住头发的手正用力地将我的头往后扳，我感到头发仿佛在一根根被连根拔起。我怒火中烧，握紧拳头就朝他猛击过去，他惨叫一声松开了手。我的拳头正打在他眼睛上，那眼睛立马就一片青紫。他愣了片刻后向我扑过来，我又一头将他撞倒在地上。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罚我站的那个长得又高又壮的老师，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冲动和快感。
当天下午，学校就作出了开除我的决定，并将我父母通知到学校，当面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
　　说实在的，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我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那天晚上，父母铁青着脸，家里的空气仿佛一点就着。我想，反正已经这样了，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吧。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在家呆了几天后，母亲说要送我去工读学校。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工读学校，在家呆了几天也觉得腻了。我就说："去就去吧。"
　　到了工读学校才知道，被送到这里来的大都是像我这样被其他学校扫地出门的学生。
　　我在工读学校的表现不算太坏，也许这里坏学生太多了。在工读学校上完了初二，母亲说我必须离开工读学校，要不然就只能拿工读学校的毕业证，如果拿的是工读学校的毕业证，即使考上了普通高中人家也不会要我。
　　她托人为我找到一所地处市郊的中学，她隐瞒了我从工读学校出来的实情。因为离家远，只能住校，我心里暗暗高兴，这样我就不用每天面对母亲那双像刀子一样的眼睛了。自从她打不动我了，她就无时无刻不用那双像刀子一样的眼睛伤害我。
　　我只是爱打架，成绩并不差，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可是只上了一个学期，我又第二次被送进了工读学校。这一次进工读学校的原因是我犯了两次事，一次是我将一个同学的鼻梁骨打断了，没多久，我又多次将一个低年级同学的财物洗劫一空。其实我并不缺钱花，我"擂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我是看那个人不顺眼，想吓唬他、教训他。
　　这次被学校开除后，是我自己要求来工读学校的。我觉得，在工读学校我能找到一种平等的感觉。在原来的学校，我总是被人看成"渣滓"，看成"小混混"，没有人把我当人看，老师给我白眼，同学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想，既然你们都这么看我，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别看我走到哪里打到哪里，耀武扬威的，其实心里并不快乐，有时还很压抑、很痛苦。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痛苦越来越像毒蛇一样缠着我，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
　　我不是天生就是一个爱打架的坏孩子，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母亲她难道没有责任吗？童年里的许多事我都忘记了，却忘不了5岁那年她给我的第一个耳光。当时我不懂她为什么打我，今天我明白了，她是要用暴力赢得一种心理高度，证明老娘比儿子厉害。
　　天渐渐昏暗起来，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晓宇撑开雨伞走进雨中，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我的心沉重如铅。
　　父母打孩子，老师打学生，生活中，这样的事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打人者理直气壮地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而被打者迫于这种流行于社会的强势观念，常常处于无奈的境地，他们忍气吞声，无处诉说。可是压抑的情绪总会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在那个出口，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把复仇的火，在烧死别人的同时也烧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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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赵伟来说，2002年3月14日是个黑暗的日子，这天，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听到宣判的那一刻，他一下瘫软在地上。
　　赵伟提出了上诉。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日子里，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他说他从没有这么害怕过，就是在那个充满血腥的夜晚他也没有这么害怕过。
　　那天晚上，赵伟和同伙小张、小瞿在市中心拦了一辆红色出租车。
　　司机问去哪里，他们说去汽校。
　　"汽校在城外，你们去那里干吗？"司机警惕地问。
　　小张抢着回答说："我们是汽校的学生，回学校去。"司机听了没再说什么，让他们上了车。
　　赵伟坐在副驾驶座上，小张和小瞿坐在后排座上。出租车驶出城后，灯光渐渐稀少暗淡下来。赵伟点燃一支烟殷勤地送到司机嘴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机聊着天。
　　路上，车辆稀少，行人也稀少。突然，小张喊停车，说要小便。司机将车缓缓停在了路边。小张下车后悄悄绕到车的左侧，猛地拉开车门，未等司机反应过来，就将绳索套在了他脖子上。见司机抓住套得越来越紧的绳索拼命挣扎，赵伟毫不犹豫地拔出一把一直藏在腰间的刀扎在司机的肚子上，见司机仍在挣扎，小张拔出刀又重重地插进了他的心脏。
　　三个人中，只有小瞿会开车，他将车开到一个偏僻的桥洞下，将司机的尸体扔进了河里。
　　抢劫出租车是他们早就预谋的。赵伟和小张、小瞿是在网吧里认识的。作案时，赵伟19岁，是一所中专学校三年级学生；小张24岁，是网吧管理员；小瞿20岁，在家待业。那天，三个人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发现大家都缺钱花。家里虽然每个月给赵伟500元生活费，可是大部分钱都被他扔进了网吧，生活上早就捉襟见肘。小张在网吧当管理员，每个月虽说有600元工资，可是带女朋友出去玩，那点钱根本不够花。小瞿连工作都没有，就更缺钱花了。
　　小张说："咱们得想办法弄点钱花。"他说他有个亲戚是做汽车生意的，如果能弄到一辆车，卖出去能赚一大笔钱。
　　赵伟和小瞿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三人一拍即合。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认为抢出租车最容易、最安全。
　　作案的那天下午，他们买好了刀和绳索，并商量了作案过程，然后一直在网吧呆到晚上9点多钟。赵伟说那天晚上离开网吧之前，他一直在聊天室跟MEME聊天。在网上，他的名字叫"老狼"。他说知道那天晚上要去杀人，他似乎一点也没感到紧张，也没有感到不安，只是有些亢奋。
　　将司机的尸体抛入河中后，他们连夜将车开到河北。小张对亲戚说是一个朋友的车，想托他找个人卖出去。车很快就出手了，卖了1.5万元。
　　三个人分了钱后就分手了。赵伟做梦也没想到，仅仅只过了一个星期，公安人员就出现在他面前。
　　审讯时，审讯人员和他有一段对话：
　　"杀人时你不怕吗？"
　　"没感到怕，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弄钱。"
　　"过去有过杀人的念头吗？"
　　"有，不过只是想想而已，觉得那一定很刺激。"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因为我杀过青蛙，杀过麻雀，还杀过兔子，杀它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
　　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屠杀，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是一堂自然课。
　　老师拎着一只小塑料桶走上讲台，他对我们说："这只桶里装的都是活青蛙，今天，我要教你们解剖青蛙，让你们了解青蛙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结构。"
　　"哇……"教室里一阵喧哗和骚动。
　　老师拿出大头钉，然后从桶里抓出一只青蛙，那只倒霉的青蛙徒劳地挣扎着，鼓鼓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老师用大头钉将它的四条腿一一钉在墙上，成了X型的青蛙挣扎着，张着嘴痛苦地扭动着。
　　教室里，有人惊恐地低声尖叫，一些女同学则趴在桌上将脸深深地埋在胳膊肘里。我大睁着眼睛看着那只挣扎着的青蛙，脸上通红，心脏像鼓棰敲打似的怦怦直跳。我看见老师毫不犹豫地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快速地划开青蛙的胸腔，开始，有一小片殷红的血渗出来，随着刀子的移动，那血迅速地滚动着变成了血珠子，"嘀嗒，嘀嗒"地落在地上。老师将五根手指收拢成一把"钳子"，伸进青蛙的胸膛，一下就掏出了它的内脏。他用手举着那团血淋淋的东西，告诉我们说："这是青蛙的心脏，这是它的肠子，这是它的胃……"
　　黑板上，那只被剖腹开膛的青蛙，睁着死灰色的眼睛看着我们。
　　老师作了示范后，将我们分成3人一组，发给每组一只青蛙，让我们自己解剖。我和两个女生一个小组，老师发给我们的是一只褐色的青蛙，脊背上有几颗黑色的斑点。那两个女生躲得远远的，死活都不肯碰那只青蛙，我也很紧张，手心里全是汗。我学老师那样，手里紧紧抓着青蛙，想将它的四条腿钉在桌子上，可是那只青蛙也许知道死到临头了，拼命地挣扎着，一次又一次从我手里滑落，有一次竟挣脱了我的手在教室里到处逃窜。我跟在后面追赶，抓了几次也没能抓住它。恼羞成怒的我抓起一本厚厚的书一下就将它拍昏了。我将昏迷的青蛙放在桌子上，像老师那样，将它的四条腿一一钉在课桌上，然后用小刀划开了它的胸腔，掏出了心脏。当我捏着那颗热乎乎的、滴着血的心脏时，我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刺激，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快感。
　　那堂自然课上得惊心动魄，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许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自从解剖了青蛙后，常常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撩拨着我。
　　六年级上学期，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摔伤了一只腿，受伤的麻雀仍努力扇动着翅膀想飞起来，可是却一次次地失败了。那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麻雀，稀疏的羽毛，露着淡红色的脊背。我毫不费力就将它抓住了。我握住麻雀的脖子，将它拎起来，小麻雀翻着白眼徒劳地挣扎着。那一刻，我感到人的强大和优越，只要我稍一用劲，就能拧断小麻雀的脖子。
　　这时我想起有人说过，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真是这样的吗？我心里立刻产生了想把这只小麻雀剖开来看看的冲动。
　　我快步跑回家，爸爸还没下班，妈妈正在厨房忙着做饭。我悄悄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上。我从抽屉里找出了大头钉。有了上次老师教我们解剖青蛙的经验，这次解剖麻雀便驾轻就熟了。我先将一颗大头钉穿过麻雀的颈部钉在桌子上，然后又将它的两只腿分别钉在桌子上。当大头钉穿过麻雀细小的颈部时，我发现它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估计麻雀已经死了，我用削铅笔的小刀划开了它的胸膛，我看见了它的心脏、肝、胆、脾，还有一团细细的、弯弯曲曲的肠子。
　　把玩了一会儿，我就用一个小塑料袋将麻雀的尸体装起来，扔进了垃圾桶。我发现，这一次我很冷静，没有上一次解剖青蛙时的紧张和慌乱。整个过程我甚至做得从容不迫。
　　这是我的第二次屠杀。这两次屠杀的都是弱小的生命：青蛙、麻雀。对于强大的人来说，它们毫无反抗之力。这样的游戏玩了几次我便失去了好奇心，也失去了它的刺激性。因为，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对手不能称之为对手，缺少对手的游戏很无聊。
　　上初二那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去公园闲逛，发现那里开办了一项新的娱乐项目：用弓箭射杀拴在木桩上的鸡、兔之类小动物。只要射伤小动物就能得到奖品，如果能一箭穿过头或心脏射死动物，还能得到重奖。这比激光打靶要刺激得多，因为它直接面对鲜血和生命。
　　我看见一个游客正在手把着手教孩子上箭、拉弓。那孩子大概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射了几次都失败了，箭不是掉在地上了，就是射偏了。那游客仍不厌其烦地教他，最后一箭终于射中了鸡的翅膀。那只翅膀上插着一枝箭的鸡疼得围着木桩乱转。那小孩得到了一个奖品：两个泡泡糖。
　　我跃跃欲试，给摊主交了5元钱。摊主将一副弓箭交给我，说我可以射5箭，如果射中的是兔子，可以得到一袋话梅。
　　这是我第一次拿弓箭射杀动物，开始，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不是怕鲜血，而是怕射不中，因为我的几个同伴都在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我的目标是那只兔子。兔子也许知道大难临头，惊恐不安地围着木桩跳来跳去，我想瞄准它的头，可是瞄了半天也瞄不准。第一箭和第二箭都射偏了，第三箭从兔子的脊背上擦过，只划伤了一点皮毛。我沉住气射出第四箭，正中兔子的左眼。那只受伤的兔子疼得跳得老高，我又射出了第五箭，这一箭射在兔子的肚子上。身上受了两处箭伤的兔子不但没有倒地而毙，反而疯了似地乱跳。
　　摊主说我虽然射中了头部和腹部，但兔子并没有死，所以只能得两个泡泡糖。我不服气，向同伴借钱，要继续这项"娱乐"，我之所以要继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其让那只兔子欲死不能，还不如早点结束它的生命。我又射了三箭才将那只兔子射死。我得到了一袋话梅的奖励。
　　赵伟说他杀青蛙、麻雀、兔子的时候，从最初的紧张害怕到后来的漠然，是因为在进行这些屠杀时，他寻找的是一种刺激，并没有想得很多。当同伙提出杀死司机抢劫出租车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同意了，他说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早就埋着杀人的念头。
　　杀了出租车司机，拿到分得的赃款，当天夜里，赵伟在网吧玩了一个通宵。
　　就在采访这桩抢劫杀人案之前不久，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清华大学机电系四年级学生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先后两次用火碱、硫酸将北京动物园的五只熊烧伤，其中一头黑熊双目失明。这是三只黑熊，一只马熊和一只棕熊。
　　在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刘海洋陈述自己的犯罪动机和作案过程时说："我见书上介绍，说熊的嗅觉特灵敏，分辨能力特别强，就想作个试验，第一次用火碱烧熊，没见到有什么反应，于是就想用硫酸，硫酸有气味，熊应该能闻出来。"
　　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刘海洋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对这几只毫无抵抗能力的熊，他泼出了硫酸。
　　就在刘海洋伤熊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只仅三个月大的小鹿犬被人活生生放入微波炉中烤了一分多钟！更让人震惊的是，此事的始作俑者竟也是一名大学生。
　　那是一只咖啡色的小鹿犬，被从微波炉里救出时，皮下已大面积烧伤，露出鲜红的肉，耳廓内肿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由于微波炉是从物体内部开始加热，小狗内脏受到很大损伤。据医生说，如果再多烤十几秒钟，这只小狗的血液就沸腾了。
　　这两起伤害动物事件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名伤害动物者都是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人们不明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对一个生命如此残忍？
　　其实，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类似这样的"娱乐"：父母教孩子捕捉蜻蜓，并一片片撕去它的翅膀；男男女女兴高采烈地围在餐桌前，桌子上的鱼仍在翕动着嘴巴；走进菜场，可看到鲜血淋淋的活杀鸡鸭，听到它们临死前的惨叫。而小学的自然课、中学的生物课更不惜拿活生生的动物做标本，让学生亲眼目睹屠杀，体验屠杀。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对自然的感觉逐渐迟钝了，对生命的关注逐渐冷漠了，对杀戮和血腥也逐渐麻木了。
　　老师宰杀青蛙，也许并没想到会在他的学生心里播下残暴的种子。刘海洋的母亲当初阻止儿子学习他喜爱的生物专业，也许并没想到儿子会将硫酸泼向动物园里的熊。那个在微波炉活烹小狗的大学生呢，在他走过的路上是否也有这样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个场景或一个事件？

yilingche

　　上学期期末考试前，某工读学校初三学生陆宇因将一个同学打成脑震荡，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我去学校采访的那天，正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在校长办公室，我正碰上受害学生的家长在向校长申诉，他认为，陆宇的行为已对他孩子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学校对陆宇的处分太轻。而且他孩子现在还与陆宇在一个班，很难保证不再受到陆宇的伤害。
　　校长神情疲惫地听着家长的申诉。最后，他答应将陆宇调到另外一个班，并表示，如果陆宇有进一步的攻击行为，学校一定将他开除。
　　受害学生的家长愤愤不平地走了。
　　见到陆宇是午饭后。带我去找他的老师指了指篮球场上一个正在练习投篮的学生说："那就是陆宇。"
　　那天，寒风料峭，地上的雪还没有化尽，陆宇只穿了件薄毛衣，听见老师喊他，他极不情愿地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朝我们走过来。他皮肤黝黑，个子不高，长得却很壮实。
　　"这位是记者，她想跟你聊聊。"老师介绍说。
　　陆宇警惕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低下头，拍打着手里的球。
　　作了介绍后，老师转身走了。
　　望了一下老师的背影，陆宇凑到我面前问："是不是我们老师又告我状了？"
　　见我一脸诚恳，并无恶意，他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说："有什么好聊的，你想跟我聊什么？"
　　"想跟你聊聊你小时候的事，也许有些事你会记忆很深，忘不了……"
　　没等我说完，陆宇打断我的话说："有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阎罗王打我的那两巴掌。"
　　"谁是阎罗王？"
　　"阎罗王是我上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因为他姓王，动不动就惩罚学生，我们背后都喊他阎罗王。"
　　提起那位被他称作"阎罗王"的老师，我发现陆宇的眼睛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仇恨。
　　"阎罗王"是四年级开始带我们的，第一次上课，就给了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那天，课堂纪律不太好，他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站起来罚站，我们整整站了一节课。其实，当时在课堂上交头接耳说话的只是少数人，我就没有说话，他凭什么要我们都罚站？
　　"阎罗王"惩罚学生的手段很多，对不交作业的，他罚抄课文100遍。对上课交头接耳说话的，他赶出教室，不站到头昏眼花不让进来。对上课时精神萎靡不振的同学，他手里的黑板擦会稳、准、狠地落在那些人的头上。同学中，没有谁不怕他的，但那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在背后，大家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打我耳光的那件事发生在五年级上学期。那天上午第一节是语文课，课上到一半，"阎罗王"点名让我站起来朗读一段课文。在课堂上被他点名回答问题或朗读课文是一件倒霉的事，稍不满意，他要么将你讥讽得无地自容，要么将你骂得狗血淋头。听到他点我的名字，我暗暗叫苦，但又不得不站起来，结果，心里一紧张，那段本很熟悉的课文，读得磕磕碰碰结结巴巴。还没读完，就觉得脸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随即便看到了落在桌子上的粉笔头，接着我就听见了"阎罗王"的斥骂声："真是猪脑子，脑积水，连课文都读不好，我看你的智商只有零……"
　　一直骂到打了下课铃，"阎罗王"才打住。
　　见"阎罗王"终于夹着课本走了，教室里一片欢腾。
　　挨了一顿骂，心里很郁闷，我便走出教室，到操场上玩了一会儿单杠。一直到响起预备铃，我才向教室走去。
　　按课程表上的安排，第二节课是数学。我想，谢天谢地，总算暂时不用面对"阎罗王"那张难看的脸了。
　　还没走进教室，我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笑声。进了教室我发现 ，不知谁在黑板上画了一幅"阎罗王"的漫画，漫画上的他，鼓着两只乒乓球一样的金鱼眼，长长的鹰钩鼻一直垂到了嘴唇上。漫画旁边有一行字：阎罗王自画像。
　　我幸灾乐祸地站在黑板前看那幅漫画，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我觉得漫画画得实在是惟妙惟肖，特别是那个很夸张的鹰钩鼻子，简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阎罗王"的个性特征暴露无遗。
　　我还在笑着时，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我转身一看，"阎罗王"正站在我身后，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逃回座位。"阎罗王"脸色铁青地扫了一眼黑板上的漫画，怒气冲冲地问："这是谁画的？"
　　教室里仍然鸦雀无声。"阎罗王"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将我从座位上拎起来，厉声说："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蒙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我。"
　　他怒不可遏地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你还敢狡辩！"说着，他将手臂抡圆了左右开弓地狠狠抽了我两个耳光。打完了，他仍感到不解恨，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起来，狠狠地扔出教室。
　　当我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站起来时，教室的门已"砰"的一声关上了。我摸了摸脸，脸上火辣辣的，耳朵里还感到有一阵阵轰鸣声。我心里害怕起来，我怕耳朵被他打聋了。
　　站在教室外，我心里又委屈又气愤。我知道"阎罗王"绝不会就此放过我，他一定会将我的家长叫到学校，说不定还会将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
　　果然不出所料，一下课，他就打电话将我爸爸喊到了学校。我不知他跟我爸爸是怎么说的，反正爸爸从他办公室出来时，脸色也一样地铁青，他走到我面前，拽住我说："去，去给你的老师道歉。"
　　我一边拼命挣扎着，一边说："那不是我画的，是他冤枉了我，我不去道歉……"
　　父亲怒不可遏地说："为什么老师不冤枉别人偏偏冤枉你？你小子做了错事还敢抵赖！"说着狠狠踹了我一脚。那一脚正踹在我的膝盖上，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父亲并没就此罢休，他将我拖进教师办公室，一直拖到"阎罗王"的面前，硬逼着要我认错、道歉。
　　我咬紧牙关不开口。父亲说："你今天不跟老师认错道歉你就永远不要回家，我不要你这个儿子！"
　　听父亲说这话，我心里的防线一下崩溃了。可是我实在冤枉啊，"阎罗王"武断地将屎盆子扣在我头上，而父亲又偏听偏信，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不在"阎罗王"面前低头认错，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这一关。过了好久我才低着头极不情愿地说："我错了，对不起。"说完，我嚎啕大哭。
　　当天中午回家，我便发现脸肿了起来，左脸颊上有两个明显的紫红色的指印。下午上学，我脸上紫红色的指印竟遭到一个同学的耻笑。代人受过的委屈，使我朝那个耻笑我的同学狠狠地挥起了拳头。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我心里对"阎罗王"一直积蓄着一股怨恨，可是这种怨恨无法发泄，于是我就变着法儿害他。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往他的茶杯里扔了一条毛毛虫。还有一次，我将黑板擦上糊上了屎。可是，这两次他似乎都没有发现，我心里暗暗得意又有点失落，我想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那时，我心里恨他，却又对他无可奈何。他长得人高马大的，论打架我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公开与他叫板，吃亏的还是我。上课时，我常常盯着他的脸，幻想着自己一拳头就能将他的脸揍扁。
　　我回家偷偷缝制了一个沙袋，有足球那么大，我在沙袋上画了一张"阎罗王"的脸，模仿的是黑板上的那幅漫画：两只鼓鼓的金鱼眼，长长的鹰钩鼻一直垂到了上嘴唇。
　　我将沙袋藏在房间不易被父母发现的地方，每当夜深人静，我怨恨难平时，就拿出沙袋将它挂在床头，朝"阎罗王" 的那张脸狠狠击去，看那张在我的拳头下不断被揍扁的脸，我会有一种胜利者的快感。
　　这种刺激性的游戏，使我成了一个爱跟人挑衅的打架大王，我向同学挑衅，也向老师挑衅，并在每一次的争斗中拼力想获得胜利者的快感。
　　我打别人，别人也打我，我身上常常伤痕累累，可是我并不在乎，只要是碰到对手，我就会不要命地扑上去。为此，父母对我伤透了心，父亲将我一次次往死里打，有一次将皮带都打断了。越是挨打，我越是出去寻衅找人打架，将对父亲的愤怒全发泄到对方身上。
　　初二上学期，我因屡次打架学校要开除我。校长将我父亲喊到学校说："你儿子我们管不了，你还是将他送工读学校吧。"
　　离开学校时，父亲低着头走在前面，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心想，今天他一定会打死我。回到家，父亲破天荒地没打我，他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他说："你自己说说吧，怎么办。"
　　学校不要我，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去做童工吧，那是违法的，别人也不会要我。既然不能去做童工，我就只能去工读学校，虽然我对工读学校没有好感，更不喜欢那些动辄惩罚学生的老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心事，觉得前途一片茫然。这时，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客厅说话，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是不是心理上有问题？要不，怎么会变成这样？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啊，现在变得都不认识了。"
　　父亲叹着气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一点不管用，不知道这小子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变得这样不可理喻。"
　　没想到，第二天父亲真的就将我带到了心理医生那里。他先进去跟医生谈了一会儿，他出来后，医生才喊我进去。坐在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面前，我心里很别扭，心想，在他的眼里我一定是个病人。这个想法让我很反感，我不愿别人将我当病人看。由于反感，我对那个医生提出的问题敷衍了事，我才不愿跟他说心里话。
　　比方说他问："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挨打吗？"
　　"不记得。"
　　"你如果做了错事，你爸爸妈妈会打你吗？"
　　"不知道。"
　　走出诊所时，我真想对着那个医生的脸说一声"扯淡"。他不是扯淡是什么？他知不知道，我没做错事，也被人无缘无故地欺负，那个"阎罗王"不就是硬给我扣屎盆子还打我吗？我父亲不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脚踹我吗？
　　几天后，父亲将我送到了这所工读学校。原来我听说过工读学校，但从没进去过，不知道工读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天，我一走进这所学校，心情就很压抑，你看院墙高高的，还安着大铁门，也许学校是怕我们跑了。
　　父亲临走时跟我说，如果改正了爱打人的毛病，就接我出去。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环境，巴不得早点离开。为了早点出去，我也得表现好点。进来差不多一年，我没打过一次架。上学期期末，我将一个同学打成了脑震荡，这事你一定听说了，可是那件事责任不全在我，那小子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平时耀武扬威的，那天是他主动挑衅，他说我土里土气像个乡巴佬。我就打了他一拳，谁知那小子不禁打，一拳就成了脑震荡。
　　看样子我还得在这里呆下去了，我父亲不会接我出去了。
　　发生在几年前的一次惩罚，竟会在陆宇心里留下这么深的烙印，这烙印不但扭曲了他的心灵，也使他的人生之路变得晦暗不明。
　　一家调查机构曾对1000名教师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惩罚过你的学生吗？结果，有80%的教师回答：惩罚过。
　　随手翻阅近两年一些媒体的报道，发生在校园的暴力触目惊心：有老师打学生耳光，将学生打聋的；有老师让学生用刀片刮自己的脸，不刮出血不让上课的；有让学生吃屎的；有让学生在地上爬着学狗叫的……
　　也许，这些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想用这种惩罚让学生长记性、不再犯错误。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种惩罚已深深地伤害了学生，惩罚留下的阴影也许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甚至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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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男，17岁，因抢劫、伤人致残，2001年6月被关押进少管所。
　　从少管所干部提供的案卷里，我对徐鹏的犯罪事实有了了解。
　　徐鹏的家在长江边一座县城里。小学5年级时，他因打架斗殴受到记过处分。初中二年级时，又因聚众斗殴再次受到记过处分。之后，徐鹏干脆不上学，在社会上游荡鬼混。没过多久，他就靠拳头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一帮小混混的"老大"。
　　当了"老大"后，徐鹏经常带着那帮小兄弟出入校园、游戏机室，干起了"擂肥"的勾当。他们中有"踩点"的，有设套引人上钩的，还有专做打手的。他们专找一些年纪小的学生动手，或将他们诱骗到僻静处，将他们身上的钱洗劫一空；或将他们劫持到校外、游戏机室外威逼他们将钱尽数掏出。
　　后来，徐鹏在他的交代里说："几乎每次我们都能轻易得手，因为他们害怕挨打，只要我将拳头在他们面前挥一挥，他们就会乖乖地将钱拿出来。而且我告诉他们，如果敢告诉家长或老师我将会重重地收拾他们。所以，我们干了好多次，没有一个人敢揭发我们。"
　　最后一次抢劫发生在2001年初。徐鹏手下的一个小混混告诉他，有一个叫刘雪峰的男孩家里很有钱，他经常拿着100元的钞票在游戏机室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徐鹏决定将他作为"擂肥"的重点对象。
　　那天晚上9点多钟，徐鹏让手下一个小兄弟去游戏机室将刘雪峰骗出来。那人凑到正玩得起劲的刘雪峰跟前说："哥们儿，外面有人找你。"
　　刘雪峰问："谁呀？"
　　"他说是你同学。"
　　刘雪峰极不情愿地离开游戏机，刚走到门外，徐鹏和几个小兄弟从两边包抄过来，将他挟持到一个偏僻处，让他拿出身上的钱。没想到刘雪峰是个胆大的，他装着要掏钱的样子，趁徐鹏松开手，拔腿就跑，转眼就跑得没影儿。
　　徐鹏气得直跺脚，自上了黑道以来，他还从没失过手，刘雪峰让他在弟兄们面前丢尽了面子，他发誓一定要好好收拾刘雪峰。
　　徐鹏打听到刘雪峰是某中学初一(2)班学生，并知道了他家的住址。第二天下午，他和几个小兄弟守在刘雪峰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相对较少的巷子。下午6点钟左右，天已经有点黑了，刘雪峰终于在巷子口出现了。待他走近，徐鹏带着他的小兄弟一窝蜂拥上去，将刘雪峰扑倒在地上，在雨点般的乱拳下，刘雪峰气息奄奄。
　　经医院鉴定，刘雪峰左眼失明，两根肋骨被打断。根据刘雪峰提供的线索，徐鹏及其同伙很快被抓获归案。
　　管教干部告诉笔者，徐鹏被送到少管所后，曾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经过管教干部的引导，现在对自己做的坏事开始有了反省意识。管教干部还告诉我，徐鹏被关进来后，他父亲曾来看过他，但他拒绝与父亲见面，而且拒收家里给他送来的任何东西。
　　在少管所的一间会见室里，我见到了徐鹏。他光头，面色有点苍白，额上有一道刺目的伤疤，唇边浅浅的茸毛，使他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如果不是看了他的案卷，如果不是那道像蚯蚓一样爬在额上的伤疤，很难相信他是个劣迹斑斑的黑道上的"老大"。
　　开始，我们的交谈很艰难，他几乎一直低着头，很简短地回答着我的问话。后来我问他："听说你父亲来看你，你不见他，为什么？"
　　他更深地低下了头，我发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颤动。
　　"不愿见你父亲，是不是担心他会骂你？"我问。
　　他摇摇头。
　　"你怕看见他伤心？"
　　他更用力地摇头。
　　"你觉得对不起他，心里愧疚？"
　　他突然坐直身子，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不，我恨他，不是他，今天我不会坐在这里。"
　　"没有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我想你的父亲也一定是这样希望的，你为什么恨他呢？"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也许他是希望我幸福，可是他的教育却让我以为，有一双厉害的拳头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就能天不怕地不怕。直到进来了我才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绝路，如果不是这次犯了事被抓进来，也许有一天脑袋掉了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在徐鹏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父亲如此怨恨。
　　我第一次认识拳头的厉害是7岁那年。
　　那天放学后，我跟小冬一块回家。小冬家跟我家在一个小区，中间只隔着一栋楼。小区院子里有滑梯、单杠，还有平衡木。我玩了一会儿平衡木，又爬上了滑梯，没想到我从滑梯上滑下来时，小冬正对着滑梯撒尿，一泡热乎乎的臊尿有一大半撒在了我裤子上。
　　那天我穿的是妈妈刚给我买的新裤子，害怕回家挨骂，我站在那里"呜呜"地哭了。正在这时，爸爸骑自行车过来了，他问我为啥哭，我指着小冬说："他把尿撒到我裤子上了。"
　　爸爸听了，脸都气歪了，说："哭有什么用，去，狠狠踢他的蛋，看他下回还敢不敢！"
　　我还在迟疑着，只见爸爸走过去一把揪住小冬的衣领说："来，对着这小子的蛋踢。"
　　有爸爸给我壮胆，我冲上去对着小冬的裤裆狠狠踢了两脚。见小冬抱着身子疼得在地上打滚，爸爸拉起我的手说："走，咱们回家去。"
　　吃过晚饭，我和爸爸正在看电视，有人摁响了门铃。爸爸起身开门，门刚拉开一半我就看见了小冬和他爸爸，小冬畏缩地躲在他爸爸身后抽抽噎噎地哭着。我吓得赶快溜进房间躲起来。
　　这时，我听见小冬爸爸说："你儿子将我儿子的蛋都踢肿了，听说你当时就在现场，你这个做大人的怎么不管管你儿子？"
　　"是你儿子故意将尿撒在我儿子身上，现在你倒有理了，我儿子是踢了他，踢他是让他长记性，以后少做坏事。"
　　"你怎么这样说话？他是个小孩子，即使做错了事，你这个大人也不该怂恿自己的孩子打人啊，还要踢他的命根子，踢坏了怎么办？"
　　"踢坏了活该他倒楣，谁让他做坏事。"
　　这时，我见爸爸理直气壮，也从房间出来了。
　　小冬爸指着我爸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你儿子将我儿子蛋踢肿了，你连声道歉都没有，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完了吧。"
　　我爸拧着眉头说："你想怎么样？想敲诈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儿！快滚，滚远点，不然我不客气了！"
　　小冬爸比我爸矮一头，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眼镜，真的打起来，他决不是我爸的对手。
　　我爸正要关门，小冬爸上前一步拉住门，只见我爸挥手就给了他一个直拳，将他仰面朝天地打倒在地。然后，"砰"地关上门。
　　我听见小冬爸爸在门口大声叫骂。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叫骂了一会儿后，小冬的爸爸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小冬的爸爸将此事投诉到学校，也许学校觉得是在校外发生的事，学校没有责任，所以也没找我爸和我什么麻烦。这件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摆平了。
　　从那以后，小冬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远远地躲着我。
　　也是从那时开始，父亲在我眼里成了英雄，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甚至为父亲的拳头骄傲。因为有父亲拳头的保护，我变得骄横而又霸道，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我想要谁的东西谁就得给我，如果有人想违抗，我就用拳头去教训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战无不胜，有时遇到比我狠的，我也会被别人的拳头打倒在地。每当遇到这样的敌手，父亲就会赶去毫不留情地将对方教训一顿。回来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紧，打倒了爬起来再打，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父亲的怂恿下，我在暴力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相信父亲并不是有意要将我往坏道上引，他只是不希望我吃亏，不希望我成一个孬种。但是他却没想到，这种怂恿却潜移默化地告诉了我一个道理：拳头就是真理。而且这种怂恿还让我错误地认为：我有拳头我怕谁。
　　父亲希望我成龙，我却背离了他的初衷，成了一条害人的虫。这个结果也许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要说父亲一味地怂恿我也有点冤枉他，到小学五年级时，他也想让我收敛野性，也想让我重新做人。让他有这个认识的，是当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将一个同学的手臂打骨折了，学校给了我记过处分。另一件事是，我在一次斗殴中险些被人拿刀砍死。这不，额头上的这条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
　　父亲也许意识到了严重性，发生了那两件事后，他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我。可是已经晚了，我已经习惯用拳头说话，已经习惯用拳头去要我想要的东西。为了监督管束我，父亲每天早晚都到学校来接送我，有时甚至不上班守在学校里。可是这并没有管住我的野性，挥拳动脚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父亲只要知道了，就会揍我一顿。他以为我会屈服于他的拳头，他以为我会在他的拳头下变成一个好孩子。可是他却不知道，面对他挥过来的难以抵抗的拳头，我想的是怎样才能练出一双能抵抗他拳头的拳头。
　　他对我彻底死心，是我上初二时。那时，我结识了社会上一些不上学的小混混，他们中，有的是被学校开除的，有的是不上学了自己从学校跑出来的，也有的是父母离异没人管的孩子。我经常从学校逃出来跟他们混在一起。开始，有人见我个子不高就欺负我，可是领教了我的拳头后，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初二下学期，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学校高二的一个男孩打了我一个兄弟。起因其实很简单，我那个兄弟在学校食堂买饭时插队，两人发生了口角，那个高二学生仗着人高马大，将我小兄弟的脸打得开了花。小兄弟哭着来找我，我不能坐视不管，便纠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兄弟将那个高二学生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听说他去医院验了伤，鼻梁骨折了。
　　没想到，那个高二学生的父亲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管着我父亲。这下事情就闹大了，父亲在单位，上司不给他好脸色，父亲不但亲自去他家里看望赔礼，赔偿了全部医药费，还送去了5000元营养费。
　　回来后，父亲将气全撒在我身上，那是打我最厉害的一次，打得我眼睛肿得睁不开，过了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消肿。同时，学校又给了我记过处分。我心灰意懒干脆不上学了，后来又干脆不回家，没钱了就去抢，游戏机室就是家。
　　开始，父亲来找过我几回，找回去了就一顿痛打，可是无论怎么打我也要跑，后来他对我死心了，也不再找我了。
　　判了刑，进了少管所，我失去了自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算是完了，想自暴自弃。可是管教干部对我很关心，他们一次次地找我谈心，还帮助我分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这让我第一次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原来我只怨恨父亲动不动就打我，现在我怨恨的是父亲不该在我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让我迷恋上了暴力。
　　我不知道徐鹏的父亲如果听了儿子的这一番话会有怎样的感想，后悔？自责？痛不欲生？可是这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儿子的命运。
　　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悲剧，又有哪一个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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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初夏，记者张严平和肖敏踏上了去某县看守所的路。
　　他们此行是去采访一个名叫齐刚的少年犯。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齐刚在家中杀死了他的亲生母亲。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他的亲生父亲，只是这一步还没来得及做他就被抓起来了。
　　此前，他们采访了齐刚的老师和同学。老师说："他是我教过的天赋最高、学习最好的学生，将来考重点大学没问题。"
　　他的同学们这样描述他：开朗、热情，从没与人吵过嘴打过架，谁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助；他当过团支书，班上许多文体活动都是他组织的，他还有很多爱好，电脑、篮球、画画、写诗……
　　"十六岁的风，十六岁的雨，十六岁的你我，带着十六岁的梦幻与迷离……"这是出事前齐刚写下的一首诗。几个月后，当记者拿着这首诗在景泰县看守所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见到他时，他已沦为一个囚犯，一道冰凉的铁栅栏隔断了他的自由。
　　隔着铁栅栏，他微低着头坐在远道而来的两位记者面前，他说话声音很小，稚气而羞涩的眼神里有很深的忧郁。每当谈到父亲，他眼神便会格外暗淡。
　　齐刚的父亲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现为县水电部门的一名技术员。齐刚说父亲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超过我！"他希望儿子比他这个技术员更有本事，更有出息，更有地位，更能光宗耀祖。
　　然而，在齐刚的感受中，父亲的理想恰恰成为他生活中失去自由与快乐的枷锁。
　　从记事开始，骂和打几乎成了我接受父母教育的惟一方式。在家里，我没有自尊、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怎么凌辱就怎么凌辱，想使用酷刑就使用酷刑。他们用拳头、棍棒和各种酷刑让我认识了什么是暴力。
　　第一次认识暴力，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上学不久，父亲即着手实施对我的"培养"计划，当我的同龄人还在做两位数加减法时，我就被父亲送进奥林匹克数学辅导班学习。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几道数学题，让我们当场做出来。其中有一道题，我冥思苦想了好半天也没做出来，可是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却做出来了。
　　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暴跳如雷，将我往死里打，他说我给齐家丢了脸，他说齐家的祖先有人做过清朝的太师，他说他的名字也被社科院的专门人才库收录进去。他决不允许因我的不争气、没出息，让齐家蒙羞。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要超过我!决不能给齐家丢脸。"
　　为了不给齐家丢脸，为了实现儿子超过老子的美梦，他一次次地对我举起棍棒。
　　从小到大，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必须留在家里学习，不能出门，功课做完了也不行。我不能随便与同学交往、交朋友。我喜欢画画，但除了上绘画课，我不能随心涂抹，因为这是不务正业。至于作业、考试，那是只能好，决不能差。一旦这所有的"不能"被冒犯，等待我的必然是一顿辱骂和痛打。
一次，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因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好受，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不巧，这封信被母亲看到了，她不但将我大骂了一顿，而且还把信撕了，并警告我不准给那个同学回信。在母亲眼里，考试没考好的学生一定是不好好学习的学生，近墨者黑，应该离他们远远的。
　　有时，我功课做完了，忍不住在本子上画点什么，如果被父母看到，总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每次父亲打我，母亲都在一边帮腔助威。
　　他们像看犯人一样地看着我，不允许我有丝毫的懈怠，更不允许我做任何跟学习无关的事。他们只关注我的考试成绩，考好了没事，考不好就会挨打。学习已不是一件快乐的事，而是一种折磨，一种枷锁。学习已不再是我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需求，而是父母逼迫打骂之下的无奈选择。
　　我恨我的父母！开始他们打我，我还想可能是自己做错了，到后来，明知是错我也要做，我就是想要报复他们。
　　我的"逆反"是以最"安静"的形式出现的，我挨打从不流泪，即使见了血，也绝不吭一声。我开始在星期六、星期天出逃，经常整夜不归家。
　　2001年11月，我偷了家里的1万多元钱出走银川。我这一次想的就是不再回来了。一个月后，我被一纸"寻人启事"找回了家。回家后，父亲将我绑在暖气管上，用生火的铁钳子狠狠地打我，一只胳膊被打折了。当夜，父亲又命令我吃下10盒"龙泉"牌香烟的烟丝。我最终吃下多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烟丝嚼在嘴里咽不下，吐出来，父亲又逼我吃进去。第二天早晨，母亲又继续逼我连续抽下5盒香烟，不抽，就打。
　　打完了，让我去上学。我胳膊上吊着绷带，腿也瘸了，同学问我怎么回事，我没说。其实他们知道我是被我父母打成这样的，他们都知道我在家里经常挨打，这次我拿了家里的钱跑出去那么长时间，我父亲还不将我往死里打！
　　出事以后，齐刚的父亲对他愤怒到了极点。他说，这孩子天赋好，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家里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每天早晨都保证他有两个鸡蛋，三天两头有肉吃，他妈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他怎么就这样没有人性！
　　有人问他："你们对孩子这种严酷打骂的教育方式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回答说："我不认为我对他有什么过错。不打，他就更厉害！"接着他又懊丧地说了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
　　不管父亲认不认齐刚这个儿子，齐刚身上流着他的血液，这却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隔着铁栅栏，齐刚对两位记者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理解过我，我不爱他们。"
　　"你最想让父母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问。
　　"我想让他们知道，在好好学习的同时，我还想做些别的事，比如和同学一起玩，比如画画，还有……"他沉默了。
　　"还有什么？"他们问。
　　过了许久,他声音低沉地说："我父母对我奶奶不好,我很伤心。"
　　他回忆自己最温暖的日子是1岁到5岁跟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光。5岁起，他和奶奶被父母从乡下接到城里，父母对奶奶的冷漠使他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疼痛。
　　据齐刚的弟弟说，齐刚对奶奶很好，奶奶最后几年眼瞎了，每到吃饭，他总把自己碗里的肉用筷子夹着送到奶奶嘴里，晚上睡觉，他总是搀扶着奶奶把她送上床。
　　奶奶去世的那一天，他在同学家住了一夜，他躺在床上跟同学讲起了奶奶，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最爱的人没了，我对生活心灰意冷。"
　　他们问齐刚："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跟父母讲一讲？"
　　"想过。"
　　"讲了没有？"
　　"没讲。"
　　"为什么？"
　　长久地沉默，之后，齐刚说："有一次，我爸要和我谈心，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为什么学习成绩下降。我想告诉他真正的原因，但又不敢说，想想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我爸面前流泪。我真想他拉着我的手，鼓励我说出心里的话。可是我爸见我哭了，骂了一句'鳄鱼的眼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他面前流过泪。只是自己一个人时，偷偷哭过。"
　　"你心里的苦恼跟老师、同学说过吗？"他们问。
　　"跟一些同学说过，但没有跟任何一个老师讲过。老师也找我谈过话，但都是谈学习的事。"
　　齐刚的老师说，在齐刚第一次出走回来后，他曾找齐刚谈过一次，只是告诉他外面的骗子很多，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还有专门贩卖人体器官的，想吓住他，后来他还是跑了。
　　他的另一位老师回忆说，新学期开学时，他知道齐刚出走过，就让他写一份不再出走的保证书，并要他父亲签意见。他父亲写道："齐刚出了什么事，与老师无关，与家长无关，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他们问齐刚："如果有一个老师真正了解你的心思，与你贴心地谈一谈，你还会做出这件事吗？"
　　"不会。"他肯定地说。
　　齐刚后来又出走了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对父母的报复，也是一次最后的努力。
　　出走前，他在日记本里写了一段心里的话："其实，我也不想走，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我还走什么？可是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我也曾经想到过死，可是不行，虽然那也是一种解脱，可是我不想就这么死，我还要干一番事业。朋友劝我忍，可是我已经忍了10年了，我不想再忍了。我将怀着两种心情离开这里，一种是对家庭对这里的厌恶，另一种是对同学对朋友的留恋……
　　齐刚把这个日记本故意放在学校课桌里，他想，自己出走后老师必然会把日记本交给他父母，他期望父母在看到日记后会有所震动和反省，会有所改变。如他所料，当老师发现了那本日记后，马上交给了他父母。可结果是，齐刚被找回来后，又遭受了一顿空前的皮肉之苦。
　　从那以后，那篇日记便成了父亲捏在手里的、证明他变坏的"罪证"。
　　在齐刚视为樊笼的家里，他没有自由，可是网上生活却给了他最终向往的自由天地。
　　齐刚说他是从初二开始接触电脑的，那个奇妙的玩艺儿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他常常在课后走进网吧。拿他自己的话说，从接触电脑的第一天起，他终于在备受压抑、备感痛苦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自由快乐的天地。在那里，他阅览天下新闻，玩游戏，还交了许多网友，与网友聊天，是他最开心最高兴的事。
　　这件事他一直瞒着父母，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把他从网吧里抓出来。事情败露后，父亲严惩了他，把他那个记录着几十个网友地址姓名的小本本撕烂了，硬逼着他吃下去。他说他一边嚼着纸片，一边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两位记者与齐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在网上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看新闻，聊天。"
　　"上网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解脱痛苦，自由自在。"
　　"你向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由的、自己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并帮助别人的人。"
　　齐刚说他杀父母的念头几个月前就有了，他曾在一个笔记本上透露了他的心思，他还给四五个同学看过，那段话的大意是：我要干一件大事，干成了，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干不好，就可能进去。当时他的同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所说的要干一件大事是要杀自己的父母。
　　齐刚说他杀父母的原因，是想尽早摆脱父母的管制，想做一个自由的、自己能决定自己做什么的人。
　　问他想过这件事的后果没有，他说："想过。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法律会严惩不贷，一定会判坐十几年、二十几年牢，但是我当时想，如果我现在不坐，将来就要始终受父母制约，现在坐了牢，等以后出去我就一个人生活，就自由了。"
　　齐刚向往自由，可是被铁栅栏阻隔在另一边的他却彻底失去了自由，"十六岁的季节，风一样轻柔，雨一样缠绵，阳光、雨露、花瓣、轻风……"诗中的他，天真，烂漫。然而，他永远失去了这般美好的16岁。
　　发生的一切，已无法挽回。在这个家庭暴力的怪圈里，齐刚和他的父母，每一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一个人又都是受害者。他们悲剧性的结局告诉人们，孩子并不是父母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他们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自尊、有尊严的独立的人。如果父母们目中无"人"，无视孩子自尊和内心感受地谩骂和凌辱，就会让孩子心里的爱慢慢变成恨，这种恨也许会成为一把毁灭一切的烈火，将所有的希望化为灰烬。

yilingche

一、红脸白脸
　　清明节，我在一家报纸的"讲述"专栏里读到了一篇祭文，祭文是一位署名"皮皮"的男人写的，写给他的父亲和母亲。
这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特殊的祭文。

　　爸爸、妈妈：
　　我不知道人死了是否会有灵魂，我希望有。
　　你们去世已经5年了，5年来的每一个清明，我都想写点什么，是想给你们写点什么，可是每次拿起笔都思绪混乱。听说你们都是睁着眼睛走的，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死不瞑目。也许你们怎么也不能明白，你们的儿子，在你们眼里又聪明又乖巧的儿子，怎么会变成一个骗子，一个让人不耻的人。
　　听到你们死讯的时候，我正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那是一个泣血的黄昏，我收到了妹妹的来信，她说爸爸听到我因诈骗被逮捕的消息后又惊又气，当天晚上就大面积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妹妹说爸爸是想在死之前再看我一眼。因悲伤过度，半个月后，妈妈也追随着爸爸去了。
　　当时看了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没有流泪，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哀伤。那时，我的心已被绝望撕成了碎片，麻木得没有了痛苦的感觉。也许并不仅仅因为绝望，还有怨恨，是对你们的怨恨。
　　几个月后，我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狱中服刑的这几年里，我不断在反思自己，分析自己犯罪的原因。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你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你们是有责任的。一天看报，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家庭——创造性格的工厂。当时看了这个标题我心里便一震，一些早被岁月埋藏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从这些记忆里，我找到了今天的影子。
　　我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让我无可适从的环境里。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你总是凶神恶煞，而妈妈则像老母鸡一样总护着我。我一直不能明白，你们对我，谁是真爱谁是假爱，或者说到底谁的爱更多一点。
　　我最早的记忆是4岁那年，爸爸第一次打我(也许以前也打过，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那一次)。那天爸爸下班回家，随手将上衣扔在沙发上。我正在沙发上玩变形金刚，一会儿就玩腻了，正百无聊赖，突然，我发现从爸爸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张钱，我好奇地抽出来一看，是一张10元的票子。
　　我将钱拿在手里，正准备出门去买我最爱吃的草莓冰淇淋，爸爸进来了，见我手里拿着钱，厉声问："这钱是从哪里拿的？"
　　我告诉他说："从你口袋里。"
　　依我当时的认知水平，认为从爸爸口袋里拿钱就像从玩具柜里拿玩具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没想到，爸爸脸色陡变，喝令我脱下裤子跪在地上，然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竹条，对着我的光屁股一阵猛抽，边抽边骂："真是狗胆包天，小小年龄就知道偷钱，长大了还不去当强盗……"
　　我翘着屁股趴在地上疼得大哭大叫，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个年龄的我，脑子里还没有"偷窃"的概念，也不知道"偷"的行为有多么可耻。我只知道爸爸打我是因为我拿了他的钱，这事让他不高兴。
　　就在我"哇哇"大叫的时候，妈妈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从厨房冲了出来，她一边护住我一边冲着爸爸大喊大叫："你疯了，你干吗打孩子！"
　　有妈妈护着，我更委屈了，我索性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嚎啕起来。
　　爸爸气呼呼地扔下竹条走了。妈妈将我搂在怀里，心疼地抚摸着我被抽起了一道道血印的屁股，一边安慰我，一边骂爸爸心太狠，下手太重。
　　从那以后，我一直认为爸爸不爱我，真正爱我的是妈妈，年龄大一点以后，有时甚至怀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要不然为什么每次我犯了错误后，爸爸不是声色俱厉地骂我，就是狠狠地打我，就是平时，也很少给我好脸色，不是皱着个眉就是板着个脸。那时我对爸爸真是害怕极了，见了爸爸像老鼠见了猫。
　　可是妈妈对我却宠爱有加，百般呵护。正因如此，如果做了错事，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在爸爸面前隐瞒，不敢让他知道，即使妈妈知道了，怕我挨打也不会告诉爸爸。有时在爸爸面前实在隐瞒不了，我就求助妈妈，寻求妈妈的庇护。
　　记得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我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学校要召开家长会通报学生的考试成绩。我吓坏了，因为平时学校开家长会总是爸爸亲自去。如果爸爸参加了家长会，知道我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决不会轻饶我。可是老师一再强调，每个学生的家长都必须去，没有去的，学校将个别通知家长到学校谈话。那就更糟糕了。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硬着头皮将实情告诉妈妈。妈妈听了，也很不高兴，但是她没有骂我，只是要我保证，今后不贪玩，一定要好好学习。妈妈答应去开家长会，并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
　　可是成绩单爸爸是要看的，一看就会露馅，如果露馅了，不但我隐瞒成绩的事爸爸知道了，而且蒙蔽他、让妈妈去开家长会的事也会知道，那样，我会罪加一等，得到更重的惩罚。
　　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己修改成绩单。我用小刀轻轻刮去了那个该死的5，将58分改成了88分。
　　晚上，爸爸要看我的成绩单，我的心吓得怦怦直跳，妈妈神色紧张地匆匆瞥了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装着抹桌子。我只好硬着头皮拿出了成绩单。爸爸看成绩单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生怕看出了破绽。灯光有点暗，加上爸爸是近视眼，我终于蒙混过关。虽然妈妈知道我偷改成绩单的事，但没揭发我。因为在这场骗局里，妈妈实际上已成了我的同谋。
　　等爸爸睡下后，妈妈悄悄走进我房间，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自己改成绩单，要不是怕你挨打，我可不帮你隐瞒。记住，这种事以后再不能发生。"
　　我答应了妈妈，并搂着妈妈的脖子感谢她。
　　其实在这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由于有妈妈的庇护，每一次我都化险为夷。
　　慢慢地，我学会了在爸爸面前伪装自己，我将自己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用谎话遮蔽起来。在爸爸面前我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听话的乖孩子。
　　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见风使舵，我的人格是分裂的，一方面，我在爸爸面前扮演着乖孩子、好孩子，另一方面，我的心总在不安分地躁动着。做乖孩子好孩子很累，于是我便会在爸爸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做一做坏孩子，尽情地发泄发泄自己的野性。比如，欺负外校比我小的学生。比如，将同学坐的凳子锯断腿，用透明胶包上使其看起来像没断一样，可是上课时同学坐上去会摔得四脚朝天。当然，这样的坏事，老师是不会怀疑到我头上的，因为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成绩又好又听话的好学生。
　　一个人如果长久地戴上一副假面具，那面具就会渐渐成为他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学这个专业是爸爸决定的，爸爸认为金融专业是热门专业，将来毕业了好就业。虽然我不喜欢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但我对爸爸的决定不敢反抗，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却没有说半个不字。
　　爸爸从没问过我的理想，也从没问过我想干什么，其实我最想学的专业是哲学，我对哲学一直抱着痴迷般的热情，我觉得它是开启智慧之门的一门学问。上高中时，我迷上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后来又对培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兴趣，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看完了一多半。这些书我都是在高中阶段瞒着爸爸妈妈偷偷看的。
　　填报志愿时，我之所以不敢反对爸爸的决定，不敢谈出自己的爱好和愿望，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想学哲学，爸爸一定会坚决反对，爸爸会说，学哲学有什么用，将来怎么就业？
　　爸爸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我的一个学哲学的同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后来去一所中学做了中学教员。我比他幸运，毕业后去了一家商业银行的分理处。
　　我被分配做柜台营业员，这个工作单调而又枯燥，我对它缺少热情。
　　上班没多久，一天，一位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给我打电话，我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说在炒股，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几天后，他开着豪华奥迪来找我，当时我正准备下班，他邀请我去酒吧。
　　那是一家具有泰国风情的酒吧。坐下后，同学问我喝点什么，说着递过单子让我点，我看了看单子，有近百个品种，仅鸡尾酒就有十几种，什么"初恋"、"花前月下"、"海市蜃楼"、"雪白雪红"……每一种的价格都在30多元。我是第一次进酒吧，可又不愿在同学面前露怯，便点了一个"海市蜃楼"。
　　老同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先是做服装生意，后来炒股尝到了甜头，干脆生意也不做了，一门心思炒股，只炒了两年就进了大户室，现在车也有了，房也买了，老婆也娶回来了。听了他的发家史，我心里很失落，上了四年大学，也不过在银行做一个柜台营业员，人家没上大学，车有了，房有了，日子过得滋滋润润，在银行做个小办事员，想过有车有房的日子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
　　老同学也许看出了我的心事说："你想不想炒股？这段时间股市牛得很，随便买只股票都能赚钱。"
　　"我对炒股一窍不通。"
　　同学一拍胸脯说："你就跟着我干，我买什么股，你就买什么股。不过，实话得告诉你，炒股有赚有赔，要赢得起也赔得起，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心想，我是学金融的，你一个高中生都能炒成个大户，我应该不会比你差。
　　第二天，我带上自己的全部存款共计15000元进了证券交易所，在大户室里，我果然见到了老同学。他帮我在证券交易所开了户头，在他的指导下，我选了一只小盘股，共买进了1500股。
　　那些日子，我每天下班都要买份晚报了解股市行情，我还买回了一些炒股方面的指导书籍，研究炒股技巧。
　　半个月后，我挖到了第一桶金。我买的那只小盘股涨幅达到50%，我净赚了7000元。尝到了甜头，我已不甘心小打小闹，但是要大打大闹得有钱。
　　我不敢将炒股的事告诉爸爸，更别指望从家里拿钱炒股。那些日子，我天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弄到更多的钱。
　　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某地一中年妇女以高息作诱饵，共骗得资金1000多万元。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闪过，如果我也许以高息，不愁弄不到钱，如果弄到了钱，投入股市，即使有30%的回报，我也能连本带利将钱还回去。
　　当时，打着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我也想过，万一赔了怎么办？可只是想了一下而已，一夜暴富的美梦像海妖的歌声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坚信自己在这场博弈中能赢。
　　我将筹资的目标放在亲戚、同学、朋友身上，我打出的是高息揽储的幌子。我到他们中间游说，说银行为了揽储，将利息提高到了20%，将钱存到我们银行比做任何投资都划算。我在银行工作的身份，使他们对我没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在这些认识我的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毫无劣迹、好学上进的青年。他们放心地将钱交给了我。
　　我很快就筹到了80万元。我将这些钱全部投进股市，然后每天坐立不安地在电脑前盯着股市行情。这一次我没那么幸运，股市指数连日下跌，在击穿30日均线后，竟一泻千里地从2200点跌到1300点附近。
　　而就在这时，那些将钱"存"在我这里的亲戚、同学、朋友纷纷打电话来催要存单。我原指望将这笔钱放在股市里打个滚赚一把就出来，现在全套牢了，如果在这个点位上"割肉"出来，我要净赔40多万元。我拿什么去赔？
　　我找种种借口拖延着他们，希望有奇迹在股市发生。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奇迹发生。那些一直没有拿到存单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催问，我再也无法搪塞下去，便将手机关了，电话也不敢接了。他们中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便到银行询问实情。事情就这样败露了。
　　爸爸、妈妈，你们也许至死也难以相信你们的儿子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其实，你们只看到了儿子光鲜灿烂的一面，却没看到，在我的灵魂深处其实早就有一个黑洞，那个黑洞一直匍匐着，时时刻刻都会将我吞噬。而挖那个黑洞第一锹的人却是你们。
　　……
　　读完这篇祭文，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在孩子面前，父母们常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并将这视为一种好的教育方法。唱红脸的从严管教孩子，具体实施处罚；充当"白脸"的则经常在"红脸"大发雷霆或大打出手之后出面打圆场，充当"灭火器"，负责收拾残局。
　　可是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种一惩一纵，一严一松的教育方法，不但会让孩子在两种"脸谱"中无所适从，而且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他们也许会变成欺软怕硬的"两面人"，也许会因为逃避责罚或迎合表扬而隐瞒过失、编造谎言，成为一个只会说假话的病态的人。
　　这封寄往天堂却永远不能到达的信，对于爱唱红脸白脸的父母，不能不是一个警醒！

yilingche

　　因为当记者的缘故，笔者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复信后，这些信我大都没留下来，留下来的信，都是我一次次翻检抽屉没舍得处理的，因为这些信曾深深触动过我的心灵。
　　在留存的来信里，胡大虎的信一共有5封。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到他第一封信时的情景。
　　那是2002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哪里有他们说话的地方——近万数学爱好者车轮大战哥德巴赫"。几天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内详"。拆开信封，最上面的一页是一封写给我的信，后面七八页信纸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署名是胡大虎。
　　胡大虎说看了我的那篇报道后很激动也很兴奋，他说自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两年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开哥德巴赫之谜的钥匙。他希望我能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专家审阅。在这封信的后面，他说：
　　"我是一个服刑人员，还有一年才能出狱，希望你能帮帮我，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得到承认。几年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成为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前两年，我写了一本陈景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书出版后，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哥德巴赫猜想业余研究者的信，这些业余研究者又被称为民间科学爱好者，据估计，全国仅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有近万人。胡大虎的来信让我很为难，虽然我不能判定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但是我知道，学院派对于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态度是冷淡的，甚至是冷漠的，一些科学家甚至通过媒体不断向民间科学爱好者发出忠告，劝他们放弃研究。他们认为，目前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解决这个数学难题，同时他们还认为，只有经过大学数学系统训练，甚至只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可能具有研究这个问题的能力，并认为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做的是无效劳动。这一切，在监狱服刑的胡大虎也许并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决定将他的论文推荐给我认识的一位数学专家，哪怕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也得给胡大虎一个答复。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那位数学专家给我写来了回信。信很简短，大意是说胡大虎在论文中提出的研究思路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精神是可嘉的，并希望他系统地进行数学训练云云。
　　虽然这是我预料中的答复，但我总算可以给胡大虎一个交代，他那么信任地将论文寄给我，我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给胡大虎写了一封信，是一些鼓励的话，我不想让他太失望，不想让他有太重的挫败感。而且职业本能告诉我，胡大虎决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一定有着很奇特的经历。在信的最后，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将数学专家的答复也一起放进信封，给他寄去了。
　　仅仅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胡大虎寄来的特快专递，拆开深蓝色的纸袋，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的胡大虎留着平头，眼睛眯缝着好像在眺望远处，在他的背后是绿茵茵的草地和起伏的山脉，草地上有羊群和牦牛，从背景判断，这张照片是在西藏拍摄的。由于他站的地方离镜头太远，他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是40多岁。照片可能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因为照片下面的拍摄时间是1997年8月24日。
　　胡大虎的信很长，他说寄出上封信和论文后见我一直没给他回信，以为我早就将他的信和论文扔进纸篓了，没想到我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了专家，专家看了他的论文还给了回信。
　　他说："专家的答复虽然让我很失望，但这是第一个真正看了我论文的专家，此前，我曾十几次将论文分别寄给一些专家，结果都石沉大海。专家能看我的论文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和鼓励，我不会轻易放弃这项研究。有人认为，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不可能由民间研究者解答出来，可是1928年，在金坛小镇当店员的只有18岁的华罗庚，指出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有错误时，是一位民间研究者；1956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陈景润，提出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时，也是一位民间研究者。谁都难以预料哥德巴赫猜想的答案最终会由谁找到，有可能是数学家，也有可能是民间研究者。"
　　说实话，如果仅看胡大虎的信，真的很难将他与罪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怎么会犯罪呢？可是在这封信里，胡大虎明明白白告诉我，他犯的是盗窃罪，被判了5年。
下面是他的叙述：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工作，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可是我不喜欢那种既刻板又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于是干了3年后，我便跳槽去了一家业务基本相同的民营企业。临走时，我偷偷带走了部分技术资料。我跳槽去的这家民营企业在当地小有名气，由于我带来了竞争对手的部分核心技术资料，属有功之臣，所以一来就被老板任命为技术开发部副主任。
　　由于掌握了对方的技术资料，我所在的这家民营企业很快就成了与对方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可是对方却蒙在鼓里不知实情。在那家民营企业的两年里，我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几个新产品，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委托猎头公司找到了我，愿以比我所在企业高出一倍的薪金聘用我。
　　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虽然我已准备抽腿走人，但我没跟任何人透露风声，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甚至在提出辞职前的几天，我还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一个新产品。其实我的不动声色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参与了一些产品的开发，但有些核心技术资料并不在我手上，我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技术资料弄到手，它将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
　　就是这种贪欲让我铤而走险，我骗取了开发部主任的信任，从他的电脑里窃取了全部技术资料。第二天，我便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老板对我的辞职深感意外，并极力挽留我，可是我还是坚决地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做梦也没想到，正是我的突然离去让老板产生了怀疑，当初我窃取原单位的技术资料投奔他，我得到了好处，他也获得了利益，但他对我其实一直存有戒心，所以他一直不让我接触一些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我这次突然辞职马上让他产生了怀疑。
　　我到南方那家企业没多久，事情就败露了。我以盗窃罪被拘捕。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懊悔莫及，万念俱灰，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
　　监狱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我度日如年地打发着每一天。2000年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家出版公司悬赏100万美元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我被这条消息吸引住了，一个沉睡已久的梦想又开始在心里游动。
　　有人将数学称为思维的体操。从小，我就对这种"体操"有着痴迷般的热爱。我最崇拜的人是陈景润，我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摘到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报考大学时，我很想学数学专业，可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学数学毕业后难找工作。虽然我心里很不情愿，可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当时很热门的信息工程专业。在大学，我数学这门课一直学得很轻松，我把它看做智力游戏，常常沉浸在解题的快乐里。
　　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研究生。当时我脑子里闪过改学数学的念头，但是权衡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大学四年学的毕竟不是数学专业，对能不能考上数学专业研究生我毫无把握。另外，我还有很实际的考虑，如果去做一个数学家，这一生也许只能过一种很寂寞很清贫的生活。我不隐瞒自己对物质的追求，我希望自己能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
　　命运真是会捉弄人，在我被一个个欲望驱赶着脚步的时候，我渐渐忘记了那个梦想。可是当我失去自由时，却是那个梦想拯救了我，它让我觉得我还有事可做，让我感到监狱里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那年2月，我开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在这期间，父母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千方百计四处为我寻找和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还写来一封封鼓励我的信。
　　谈到父母，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传统观念认可的那种最优秀的父母，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派无私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们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出表率。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剩饭剩菜父母总抢着自己吃，有时为争夺剩饭剩菜他们甚至还发生口角。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个星期难得吃一次荤菜，他们总是将盘子里少得可怜的肉挑出来放在我和弟弟的碗里。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孔融让梨"、"纯孝感君"。记得我那时还很小，不懂得什么是"纯孝"，母亲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春秋郑国人孝叔，生平事母至孝。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一定让母亲先吃。一次，庄公请孝叔做客，孝叔竟不吃桌上那碗烧得香喷喷的肉，庄公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孝叔说看着桌上美味的肉便想起家中的母亲，母亲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肉，因此自己也不敢吃，并希望庄公能把肉赏给他母亲吃。
　　父母要求我做一个至善至美的人，这种教育其实给了我很大的思想压力，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千方百计拼命压抑自己的各种欲望。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伪装，因为我不愿让父母失望，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赏。
　　记得第一次说谎是在我7岁那年。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每年的生日，我们都会收到父母亲送给我们的礼物。7岁那年的生日，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把玩具冲锋枪和一辆玩具坦克。当母亲拿出这两件礼物时，我一眼就看中了那把冲锋枪，因为我在玩具店里见过这种冲锋枪，扣动扳机就能发出一串清脆的"哒哒哒"声，枪口还会喷出火光。我早就想有一把这样的冲锋枪，记得有一次我曾跟爸爸要求过，可是爸爸说太贵没给我买。
　　我正想对母亲说我想要那把冲锋枪，没料到弟弟抢在我前面说出了我想说的话。顿时，我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下完了，妈妈一定会将冲锋枪给弟弟。没想到，母亲听了弟弟的话后皱起了眉头，说："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人家孔融将最大最好的梨让给别人，自己吃最小的一个，你们要学习孔融，不能老是想着自己。"
　　见弟弟挨了批评，低着头不敢再说什么，我赶紧见风使舵，对母亲说："把冲锋枪给弟弟吧，我随便拿哪个都行。"
　　母亲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连连说："对，对，这才是好孩子。"
　　说着，她将冲锋枪奖给了我。
　　我第一次尝到了说谎话的甜头。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在父母眼里都是一个好孩子，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我。当我后来离开他们身边，不再在他们目光的关注下，那些压抑的欲望便难以遏制地急速膨胀起来，并一步一步将我送进了犯罪的深渊。
　　得知我犯了盗窃罪，父母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儿子从来都品行端正，怎么也不会干这种没廉耻的事。开庭审判时，父母千里迢迢赶到了法庭，母亲后来对我说，直到走进法庭她都相信我是冤枉的，她希望法庭为她的儿子讨回清白。可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母亲当场昏厥了过去。
　　……
　　看了胡大虎的信后，我给他写去了一封回信，我希望他将跟我讲的这些心里话跟父母也说说，虽然这样做会伤他们的心，但是他们看到的却会是一个真实的儿子。他们会知道，欲望是人的本能，忽视它，压抑它，欲望就会像弹簧一样跳得更高，只有了解欲望，正视欲望，才能将欲望引进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
　　在那以后，胡大虎又断断续续给我来了两封信，再后来就一直杳无音信。有时我会想起他，不知道他是否放弃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2003年3月底，胡大虎终于来信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狱，目前在海南打工。
　　不知胡大虎是否意识到，当他用说谎得到了那把玩具冲锋枪时，他的精神就被奴役了，他永远都会在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之间犹豫徘徊。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和成本，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还会说真话吗？
　　人们总是教育孩子要讲真话，但真话并不一定每一句都是美丽动听的，美丽动听的并不一定都是真话。当人们对并不那么美丽的真话进行训斥、进行惩罚时，也许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没有人敢讲真话的地方，一定是谎话、假话盛行的地方。

yilingche

　　2002年7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杀人案。被告李伟是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三年级学生，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奶奶和父亲。
　　站在被告席上的李伟面色苍白，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流泪。听众席上坐着他的母亲，那位失去了婆母和丈夫的女人哭得泪人一般，她想不通，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儿子，怎么会丧心病狂地将斧头对准自己的亲人？！
　　事情发生在2002年2月24日。
　　这天，是在外地某医科大学上学的李伟准备返校的日子。父母早就商量好了，准备亲自送儿子去学校。李家有两套对门的房子，李伟和奶奶住201号房间，父母住对门的202号房间。带到学校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出发的时间也到了，却迟迟不见儿子过来拿东西。父亲说："我过去看看。"
　　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父子俩都没有过来拿东西，他母亲一边擦地板，一边觉得十分纳闷儿，正在这时，李伟突然脸色蜡黄地冲了进来，一屁股就坐在客厅的凳子上，他喘着粗气说："我把爸爸和奶奶给杀了，妈，咱们一块儿死吧。"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立即向对门的201室冲过去，却被李伟死死地抱住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家里真的是出大事了。她哭着求儿子："救救你爸，救救你奶奶吧，他们不能死……"她一边哭着说着一边挣扎着要往对门冲。可是李伟仍死死地抱住母亲，不放她过去。她大声喊叫着要他放手。听到母亲的喊叫声，李伟才慌乱地放了手。
　　她冲到对面房间，见丈夫躺在卧室的地上，满地都是血，似乎还有微弱的呼吸，床上横躺着的婆母已死亡，脖子上明显地缠着一根电线，西屋写字台上有把斧子，斧子上沾满了血。 她惨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惨祸将她击蒙了，她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她对儿子说："你去自首吧。"
　　李伟听了，十分慌乱不安，他说他不敢去自首，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重，他要母亲跟他一起死。他说："咱们一起死吧，死了就都解脱了。"
　　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在神经不正常的情况下误杀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自首，也许还会有一条生路。她说，你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你去自首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在母亲的劝说下，李伟终于同意自首，她颤抖着手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110巡警、急救人员和公安分局刑警火速赶到。
　　李伟的父亲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便断了气，他至死都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杀他。
　　被关进看守所的李伟并不知道父亲已死在他的斧头下。他告诉审讯人员，他要杀死奶奶和父亲，并要母亲和他一起去死，不是恨他们，而是爱他们。他说他跟家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尤其依恋和孝顺奶奶。父亲尽管对他有些严厉，可是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他说："他们平时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我对他们只有爱，是一点恨也没有。"
因为爱而去杀人，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但听了李伟在法庭上的陈述，竟然也能找到通往这个荒谬逻辑的路径——

　　我父母都是好强且勤奋的人，没有考上大学，是他们心里最大的遗憾。父亲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硬是靠自学成了这家企业不多的一名技师。母亲也靠自学成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可他们的发展却经常受到文化水平和文凭的限制。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认为，只要我学习好，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将来的发展道路就会一帆风顺，他们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我有出息，希望我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人生。因此，保证好成绩，成了他们对我寄予的惟一目标。
　　我上学后，父亲每天不厌其烦地亲自辅导我学习，无论是默写、背课文，还是做习题，他都要求我做到一丝不苟。我喜欢做习题，不喜欢死记硬背一些东西，所以我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一直都不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些需要大量背诵的科目一直不太好。父亲为了鼓励我练"背功"，有时甚至陪着我背。
　　记得有一次，要考政治，老师给我们发了一大摞问题和答案，我一看有那么多要背的内容头就大了，一直拖拖拉拉地不愿背，父亲说："来，我跟你一块儿背。"那时，他已是快40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背到十一二点钟。那次政治考试，我考了99分，是全班最高分。
　　也许是对我期望太高，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一科没考及格。回到家，父亲问我的考试成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语文没及格。他勃然大怒，劈头盖脸就将我狠狠揍了一顿。那天晚上，连一向宠爱我的母亲也阴沉着脸骂我不争气。她说："我有病还坚持上班，不都是为了你，你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我？"
　　其实，我从没有考不及格过，一次偶然的失误就挨了打，这使我对考试充满了恐惧。真是越怕越出错，到了期末考试，我又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想起上次挨打的经历，我吓得不敢回家。我将成绩单揣在口袋里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着，突然，我发现路边地摊上有卖"消字灵"的，灵机一动，便买了一瓶。
　　我找了个没人能看见的地方，将"消字灵"涂在那个该死的"52分"上，果然有效，"52分" 就像穿了隐身衣一样看不见了。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在那个空白处填上了"88分"。
　　回到家，父母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一进门，他们就问我的考试成绩。我将那张成绩单背了一遍。也许是做贼心虚，背到那个被我涂改的分数时，我一下结巴起来。父亲似乎不放心，要过了成绩单，看着看着，脸上绽开了笑容，然后表扬我说："好样的，这才像我的儿子。"
　　那天饭桌上，父亲、母亲还有奶奶都一脸笑容，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好菜。
　　说真话会挨打，说谎话有奖励。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再也不敢说真话了，我将谎话当做一副盔甲，每一次犯了错误或者没有考好，我就穿上它，它让我逃过了一次次惩罚。
　　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很乖顺很听话的孩子，我从没跟他们顶过嘴，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冒尖，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重点高中。这让他们很骄傲地高兴了好一阵子。
　　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严得甚至有点苛刻，但他们在生活上对我百般呵护，真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怕我游泳出事，他们不让我学游泳，一直到上大学我还是"旱鸭子"。学校组织春游，母亲怕我出事，坚决不让我参加。每次，当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出去春游了，我却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呆在家里做父亲给我布置的作业。有时在家学习累了，我想出去走走，母亲也不让我去，说街上车多怕我出事。我很羡慕那些能自由自在玩耍的同学，但是已经做惯了"乖孩子"，我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再说，他们都是为我好。
　　我高考填报志愿也是父母一手包办的。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愿报考那些偏重记忆的专业，虽然这么多年来为了应付考试我不得不去死记硬背一些知识，但我仍一直很厌烦死记硬背，我不想上了大学还受此折磨，更不愿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与死记硬背脱不了干系。可是父母却要我报考医科大学，他们找出了学医的种种好处，还说奶奶有糖尿病，学医，以后可以照顾家人。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安排。再说，当时我对医学专业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要学哪些课程。
　　进了大学后，我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学临床医学不但枯燥，而且大部分知识都靠记忆，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厌烦的。渐渐地，我对所学的专业失去了兴趣，听课、做作业都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我开始逃课，不是在宿舍睡觉，就是去游戏机室，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几夜。第一个学期，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我不敢将实情告诉家里。父母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大学了却了他们的心愿，所以也不像原来那样盯着我的学习了，所以每次回家我只报喜从不报忧，处心积虑地向他们隐瞒自己的学习成绩。
　　大二结束时，我累计已有10门功课不及格。学校对我做了跟班试读的处理，要求我交2700元的试读费，并让我带信给父母，叫他们来学校一趟，或者写一封信来。
　　我吓坏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知道真相。那个暑假，我每天都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眼见快开学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求一个老同学，摹仿我父亲的口气往学校写了一封假信，然后偷盖了父亲的印章。
　　让家长给学校写信的事儿虽然拿一封假信混过去了，但跟班试读要另交的2700元学费却让我一筹莫展。家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基本上是固定的，扣除伙食费，剩下来的钱基本上都被我扔进了游戏机室，身上几乎没有结余的钱。
　　为了凑够这笔钱，我勒紧裤腰带，少吃饭，少吃菜，从生活费里一点点地往外抠。但仅靠这还不行，学校一次次催我交钱，逼得没办法了，我只好厚着脸皮跟同学借钱，后来总算凑齐了这笔款子。为了还借的钱，我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也想好好念书，可是落下的课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些医学课本来就生涩难懂，我一看书就犯困，一做作业就头疼。为了摆脱恐惧和烦恼，我又一次次去了游戏机室。大三上学期，我又有4门课不及格，到这时为止，我总共有14门课不及格，通过补考仍有3门课不及格。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我对那个结果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出所料，坏消息很快就来了。放寒假的前一天，老师通知我去校领导办公室，校领导严肃地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成绩已经符合退学处理的条件，如果不想退学就得降级，但要多交一年的学费，他让我选择一个处理结果。
　　我羞愧万分，心乱如麻，最后，我跟校领导说，得回去跟家长商量。
　　回家后，我怎么也没法向父母开口讲这件事。上大学的这两年多里，我一直在制造着我在认真学习、成绩也不错的假象，我用谎话一次次地欺骗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真实的学习情况。面对他们，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也充满了害怕。我害怕讲出真相，父母将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整个寒假，我心里都像压了块铅，一方面怕父母伤心难过，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糟糕的学习状况；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跟学校交待。我不愿退学，但是如果选择留级，就得多交一年的学费，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父母都是工人，挣钱不多，这些年来挣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我上学了，如果他们知道我学习成绩如此糟糕，知道我要被退学或被留级，他们恐怕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随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越来越烦躁，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我决定割腕自杀，只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可是又一想，如果我死了，奶奶怎么办？父母亲怎么办？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他们还是等于希望全部破灭了，也没人照顾了，而且后半辈子都会生活在痛苦中，我不忍心让他们这么痛苦地活着，这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
自杀仍然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烦恼。怎么办呢？那两天，我翻来覆去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就想，干脆一家人全死了，全死了就完了。这样大家也就都解脱了。

　　事情发生后，李伟的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疯了，在她的要求下，公安机关为李伟做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结果证明，李伟没有精神疾病，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他没有丧失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虽然儿子犯了弥天大罪，可是做母亲的仍不愿失去他这个惟一的亲人，她为李伟请了律师，希望能够减轻法律对他的惩罚。
　　在法庭上，李伟痛哭流涕地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他说："我母亲岁数大了，她已经失去了亲爱的丈夫和母亲，我实在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任何人，我希望能给我机会，让我赎罪，让我照顾好我母亲。"
　　2002年8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场家庭悲剧令许多人唏嘘不已。可是，这棵罪恶之苗是谁栽下的，这个悲剧之根又来自哪里？
　　法庭上，李伟自己作了回答，他说，因为说真话挨打，从此我不敢再说真话。为了掩饰第一次讲的谎话，我必须不断地编造谎话，谎话就像一个令人恐惧却又无法摆脱的连环套，最终将我送进万劫不复的绝境。
　　说真话挨打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当说真话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时，说真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少。当说真话的成本越来越高时，说谎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这些孩子的父母并不是有意怂恿孩子说谎，可是对真话的惩罚，对谎话的奖励，却在无意中诱导了孩子，当他们面对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的选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使他们选择后者。

yilingche

一、没兑现的奖励
　　自称"垃圾"的孟少峰，进门后一屁股坐在我面前的沙发椅上。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脸有一半藏在头发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发型，下面剪得很短，短得能看到头皮，顶上的头发却很长，一缕缕染成了金黄色，一直垂落下来遮住了左半边脸。见我在注意他的头发，他那只露在外面的右眼很兴奋很得意地眨巴眨巴着。虽然见孟少峰之前，他父亲已向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情况，但他这副嬉皮士的样子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孟少峰的父亲是在看了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后找到我的。报告文学写的是北京市通州区一位名叫李圣珍的老师。李老师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她将一个个被老师和父母看做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的青少年接到自己身边。在她的帮助和指导下，这些孩子大都成了聪明机灵的孩子，成了好孩子，她让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羞辱中的他们摆脱了噩梦。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我收到了近百封读者来信，接待了数十位来访者。来信和来访的几乎都是家长，他们痛心疾首地诉说着自己孩子的缺点、劣迹，毫不掩饰自己的无奈和绝望。而李圣珍老师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便是带着这一丝希望来找我的。
　　一天下午我刚上班，一个男人打来电话，声音很低沉很疲惫，他说他也有一个"问题"孩子，平时没少骂他也没少打他，可是无论怎么教育也没效果，他对孩子已经失望透顶。看了那篇报告文学后，他也想将孩子送到李老师那里，可是孩子不愿去，他希望我能跟他的孩子谈一谈，做做孩子的工作。这位父亲说："我现在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不然，这孩子真的完了。"
　　快下班的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说已在我们办公楼下，希望上来跟我谈谈。
　　他瘦高个儿，眼圈有点发青，几缕长发从下面绕上去吃力地贴在已经歇了的头顶。从外表看，这是一位被生活绞干了活力的男人。他进来后点点头微笑着说："不好意思，耽误您一会儿时间。"说着，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他姓孟，是一家装饰材料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孟先生摇头叹气说：对这孩子，我现在是实在想不出招儿了。开始是好好说教，可是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箩筐，他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转个身他还是那德行。后来我就打，前两年打他，他还不敢反抗，现在长大了，个儿跟我差不多高了，跟我对着干，还说，要不是看你是我爸，我一下子就把你撂倒了。
　　你说他很坏吧，也不是。可是同学都不喜欢他，他没一个朋友。老师也不喜欢他，不但成绩差，课堂上还爱捣乱。逃课更是常有的事儿，不是背着书包在外面闲逛，就是去游戏机室玩游戏。后来我发现了，将他身上的钱搜得干干净净，每天只给他留下买早点的钱，他没辙了，有时干脆早点也不吃了，将那钱拿去玩游戏了。
　　最近的一次就闹得大了，他有半个月泡在游戏机室里，没去上学。我和他母亲都被蒙在鼓里，每天都看他背着书包去上学，到了放学时间又背着书包回来，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是去游戏机室。要不是老师将电话打到家里，我们还会一直被他蒙下去。
　　那天下午到了放学时间，他又背着书包回来了。我问他："这些日子你都在哪上学啊？"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知道事情败露了，不吭声了。
　　那天晚上，我将他捆在凳子上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我问他玩游戏机的钱是从哪来的。他说是跟老板赊的账。我去游戏机室一问，他在那里已经欠下了200多元钱。
　　要说学习成绩，就甭说有多差了，上初一那会儿，成绩还有个中偏下，可上了初二后，在班上排倒数第一，一直就没挪过窝。
　　我真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小时候他很聪明。满周岁时，将他抱到桌子上让他抓周，满桌的东西他不抓别的就抓了一枝笔，来喝酒的亲戚朋友都说，这孩子将来是个读书人。两岁多时就能背十几首儿歌，三四岁时就能背好几首唐诗，上小学时还当过学习委员和班长。后来就不知怎么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厌学，跟我更是老较着劲儿，我说往东他偏往西，我说往西他偏往东。我真是拿他一点法子都没有。
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有您写的"让孩子摆脱噩梦"的文章，我一口气看完了，心里很受震动。我觉得我儿子也属于"问题"少年，只是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看了您的文章，我似乎有了一点希望，我想将他送到李老师那里，也许李老师有办法将他调教好。我将那张报纸带回家，想让他看看，并说了想送他去李老师那里的想法。他说，你要送我去，我就离家出走。
　　我想请您帮忙做做他的工作，您采访过那么多跟他类似的孩子，您一定能说服他。
　　我答应跟他儿子谈谈，约好第二天下午放学后他带儿子来我这里。
　　第二天下午，老孟将儿子送来后便走了。
　　孟少峰用他那只露在头发外面的右眼打量着我说："他说你是记者，对吗？"
　　我笑着点点头，说："怎么？你看我不像吗？"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他昨天晚上跟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记者，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像扫垃圾一样将我扫地出门吗，他早就烦我了。"
　　我见孟少峰对他父亲一直用"他"来称呼，便提醒他说："他是你爸，你应该尊重他。"
　　孟少峰一撇嘴说："我是垃圾，他是什么？不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他对你还是很关心的，要不，他不会来找我，不会想着要送你去李老师那里，他是想帮助你。"
　　"早些时候他哪去了，现在想起来帮助我了？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他怎么会是我爸呢？"
　　我一时语塞，没想到孟少峰对他父亲有如此深的成见，是父子之间缺少沟通，还是教育方法上出了问题？还是……？
　　孟少峰向后甩了一下他的长头发，这时我才真正看清了他的脸，皮肤偏黑，鼻子高高的，眼睛有点凹陷，额头上有几颗黄豆大的青春痘。见我注意到了他额头上的青春痘，他马上低下头，那头发又遮住了他的额头，他的脸。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孩子。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终于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父亲有那么深的成见，正是成见滋生和滋长了他的叛逆性，并使他在叛逆的路上越走越远。
　　人们在一生中会忘掉许多事情，可是有的事却是想忘也忘不了，之所以忘不了，是因为那些事像楔子一样已深深地敲进了他们的生命。
　　孟少峰跟我说的他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那件事，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枚楔子。
　　我有一双旱冰鞋，那是过10岁生日时父亲送的。放学回家后，我常穿着那双旱冰鞋在门口的空场上学滑旱冰，可是那地面是柏油铺的，还坑坑洼洼，常常滑着滑着就被绊倒了。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很大的旱冰场，我特想去那里滑旱冰，可是进旱冰场一个小时得收6块钱，而且还得租他们的旱冰鞋，租一双旱冰鞋得5块钱。父母舍不得花钱，从没让我进去过。
　　四年级上学期，父亲为了鼓励我努力学习，当面向我许下诺言，说如果我期中考试成绩能进班上前10名，就奖励我去旱冰场溜旱冰。
　　为了能去真正的旱冰场溜旱冰，那个学期我学习非常刻苦，期中考试，我考了班上第9名。我拿着成绩单喜滋滋地回到家，以为父亲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没想到，他看了成绩单后只表扬了我几句，只字不提去旱冰场的事。我以为他忘了便提醒说："你不是说考进前10名就让我去旱冰场吗？"父亲听了愣了一下，然后敷衍着说："好好好，以后再说吧。"
　　以后，父亲再没提去旱冰场的事。他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心想："你不是总教育我要做一个说话算数的好孩子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
　　在这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期末考试，父亲又跟我许诺说，如果期末考试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就全归我。这比去旱冰场溜冰更能吸引我，有了钱我不就能经常去旱冰场了吗？
　　我怕父亲反悔，怕他像上次那样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我说："你说话算数吗？你不会哄我吧？"
　　他信誓旦旦地说："一定算数，一定兑现。"
　　有了这么肯定的回答，我放心了。
　　为了每门功课都能考90分以上，每天晚上，我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又找辅导书上的题做。我语文成绩一直不太稳定，分数主要丢在课文默写上，我就在默写上下功夫，连去上学的路上也在背课文。父亲见我如此刻苦学习，很高兴，常拍拍我的头表扬几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我不但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语文还得了95分，这是我考得最好的一次。
　　父亲看了我的成绩单后，脸上笑开了花。我想，这次父亲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那些日子，我一天天扳着手指盼过年。往年，我每年都能收到几百元压岁钱，可是那些压岁钱都落到了父母亲的腰包，我甚至连瞅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当我找他们要压岁钱时，他们总是说，"你又不缺吃又不缺穿，你要钱干什么？这钱要留着给你交学费。"
　　可这次，他们再不会这么说了，父亲会兑现诺言的，我对此几乎坚信不移。想着自己马上就能拥有一大笔钱，我心里又兴奋又激动。
　　我开始计划着怎么去花这笔钱：去旱冰场溜冰；买一个一直想要的足球；买一套早就想买的漫画书；去公园打激光枪……
　　在我一天一天的盼望中，春节终于到了。爷爷、奶奶、叔叔、姨妈、舅舅都给了我压岁钱，一共有800元，比往年都多。这些压岁钱大都是当着我父母的面直接给我的。
　　可没想到，他们刚一走，父亲就找我要压岁钱。他说："你身上装这么多钱，弄丢了怎么办？再说了，你这个人管不住自己，有了钱，还不给瞎花了。"
　　我不服气地说："你不是说好了每门功课只要考90分以上，今年的压岁钱就都给我吗？"
　　他脸一沉，训斥我说："那都是跟你说着玩儿的，你还当真了？90分以上能算好成绩吗？你什么时候给我拿几个100分回来，那才叫真本事，到那时，别说压岁钱归你，我还要给奖励……"
　　听了他这番话，我简直气蒙了，那天许诺的时候他可是一本正经的，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呀，怎么现在却说那是说着玩儿的！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受骗、受愚弄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学习热情一落千丈，再也提不起精神了，成绩也明显下降。
　　这时，他开始急了，他又故技重演，一次次施出他那招所谓的"激励法"，可是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知道，他就像那个手里拿着一块肉逗小狗的人一样，永远也不会让小狗吃到肉。
　　是他让我认识诺言是个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一张擦屁股纸。
　　我越来越讨厌上学，成绩也越来越差。因为成绩差，我在老师眼里就像是一堆垃圾，他们很少拿正眼看我。因为成绩差，同学都不愿跟我交往，动不动就给我白眼。我害怕去学校，我怕看见他们歧视、嘲讽的目光。在学校，我故意做出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故意在课堂上捣乱，大声喧哗，其实我那样做，只是为了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我害怕被遗忘，我希望有人注意到我。
　　我的发型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我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说到这里，孟少峰有点儿得意地又甩了一下他的长发。
　　老孟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没有兑现的诺言会让儿子如此长久地耿耿于怀，会颠覆儿子对父亲所有的信任与尊敬。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家长们常爱给孩子讲的阿凡提的故事。
　　一天，阿凡提对巴依老爷说，你给我一个金币，我能种出10个给你。结果阿凡提把从地主老爷那里骗来的钱分给了穷人。所有的人都知道骗人是不道德的，但大家还是觉得阿凡提做得对，因为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财主的钱是不义之财，骗来分了是应该的。
　　这便给听故事的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用意是好的，说谎、不守信用都是可以的。那些轻易许诺，而又不信守诺言的家长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却不知，在孩子眼里，这就是欺骗，他们会在大人的欺骗中受到伤害，而这种不经意的伤害也许会伴随他们的一生。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从欺骗中学会欺骗，从不守诺言中学会言而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