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调查：仅3%老人机构养老社工素质低

卢慧 · 发表于 2012-5-16 13:55

中国式养老　　预计“十二五”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人。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至少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首席记者—杨江
　　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至少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5月2日，上海市召开第三次老龄工作会议，老龄化压力通过数字被表达出来：“十二五”期间，上海平均每年增加20多万老年人，比“十一五”时期翻番。这预示着上海这座目前中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上海还将率先面临另一个中国特色的老龄化考验——从2013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的80%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父母。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老龄化是整个中国正在面临的共同挑战，预计“十二五”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人。中国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我国计划“十二五”期间基本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上海，这一养老服务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上海将其形象地概括为“9073”，即90%的老年人家庭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老人机构养老。
　　应该说，作为先行者的上海近年来在为老工作上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也有望给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先进的经验。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式养老尤其是机构养老的窘境在上海依旧表现突出。
　　“9073”之“3”的分量
　　5月6日，从迪拜旅游回国的张荣强老人感叹身体越发不如从前，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年过七旬的他已经逐渐将企业交由女儿打理，旅游是他选择的养老方式，张荣强的儿子早年已移民澳大利亚，老张曾想哪天跑不动了就去澳大利亚养老直到终去。但如今他越发故土难离，对他这样的富裕阶层而言，钱不是问题，但却发现自己在国内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养老机构。
　　普通的养老院老张压根不考虑，他也曾想过到专为富裕阶层打造的养老院，但国内这种养老院很稀少，浦东有一家“亲和源”，实行会员制，会费高达50万元，但他依然觉得在社区环境与服务方面仍达不到他的要求。“我倒是看中了西湖边上的一些疗养院，但可惜，那里要么是老干部疗养院要么就是部队疗养院。我进不去。”
　　与老张有着类似困惑的还有一些中产家庭的老人。记者近年来曾先后采访过多名在浙江、海南等地置业异地养老的上海老人。但现在老人们开始感受到不便，缘由包括一些所谓的度假式异地养老房产实际是违规的小产权开发，老人们的物权得不到保障，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远离子女亲情，且当地医疗资源缺乏，一旦患病老人们还得大费周折回上海。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出国或者进老干部疗养院养老终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尤其在独生子女家长逐渐成为老年人的主体后，一旦失能、失智，最终的归属恐怕都只有一个——养老院。因此“9073”中“3”也就是机构养老尽管占据份额很小，却最为牵动人心，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在对上海市居家养老服务表示满意的同时，多数老人对养老院仍表现恐惧。
　　5月4日下午，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88岁的老人周金娣饶有兴致地坐在沙发上收看黄梅戏《天仙配》，天山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是上海“9073”养老服务格局中“7”的项目部分，民间将其生动地比喻为“托老所”，在整个上海，共有这样的服务机构326家，而作为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一部分，上海还建设了老年人助餐服务点405个，26万余老人享受这样的居家养老服务。
　　周金娣老人育有五个子女，由于多数都已迈入老年且各有家庭，几年前丈夫去世后，周金娣便成了独居老人。她一度闷闷不乐。2009年年底天山街道建成天山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周金娣嚷嚷着要子女们把她送到这里。
　　天山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共入托27名老人，最小年纪73岁，最长者92岁。与养老院不同，“托老所”不能过夜，老人们晨来晚归。早上来到“托老所”后，老人们会在管理员带领下做体操、洗澡、吃饭，午睡后自由活动，“托老所”设有麻将室、运动室、图书馆。
　　管理员吴云华告诉记者，老人们每月只需要交350元，这个标准从中心成立至今没有变过。“到了夏天，老人们在自己家孵空调，电费都不止这些。”
　　上海所有这样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收费都差不多这个档次，入不敷出，缺口由所在街、镇或区财政补贴。
　　对在“托老所”的生活，周金娣老人赞不绝口，然而问及日后行动不便不再适合日托时，老人显得神情黯淡，“反正，我是不想去养老院的。”
　　这也是吴云华最为发愁的一点，按规定入托老人必须身体健康，能够自理，一旦失能、失智或者有严重的身体疾病则必须由子女接回或送至养老院等更为专业的机构。但与老人不愿意进养老院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老人们一旦进了“托老所”后便不肯离开。
　　91岁的老人冯惠黎是目前唯一一个被劝离的老人，去年11月，老人心脏病突发，幸亏被“托老所”负责人张爱珠及时发现，送至毗邻的天山街道社区医院，这样的老人显然不再适合入托，但老人死活不肯离开，哭着求张爱珠，无奈之下只得让她过渡一下，不签合同，也不赶她走，每天只要交饭费即可。
　　三个月后鉴于老人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只得坚决劝离。老人如今被子女送进养老院，“想起老人临别的眼神就心疼，但没办法，我们不具备对失能半失能或重大疾病老人的处置能力。”吴云华感叹。
　　因为害怕被劝离继而被子女送至养老院，老人们对吴云华等人的话很敏感，有一名老人每次都喜欢偷偷将日托所的厕纸带回家，且有轻度老年痴呆迹象，吴云华委婉地问她：“阿姨，您是不是需要帮助，比如头脑是不是不够用？”老人立即哀求她：“我没问题的，你千万不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啊！”
　　这些多数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尽管都很依赖托老所，但依照吴云华对他们的了解，终究还是要去他们惧怕的养老院。
　　因此机构养老的建设作为一个托底，对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最终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养老机构何以成“短板”
　　在床位数量上，上海过去五年进步明显，目前共建有养老机构631家，床位总数10.19万张，上海市计划“十二五”末养老床位达到12.5万张，老年医疗护理床位达到2.6万张，总量达15.1万张，其中满足失能失智老人需求的新增床位占70%。每个区县至少拥有一家以收治失能失智老人为主的公建照料机构。
　　专门从事老年人工作的上海长宁区民政局副局长、区老龄委主任彭剑明认为与养老院的硬件设施相比，最为棘手的还是养老院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以长宁区为例，全区共有34家养老机构，其中2家性质为政府办，6家街道办，26家社会办，总床位4211张，长宁区老年人口14.46万，人均占有床位2.9%，高于上海市区2.1%的水平，基本达到了“9073”中“3”的要求。
　　2008年，长宁区经过对万名老人的调研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经过三年实践获得好评。然而，对现有养老机构进行深入调研后，彭剑明却陷入深思。
　　首先从规模上34家养老机构硬件设施参差不齐，低于100张床位的养老机构有19家，部分养老机构居住环境较差，设置在居民区内且规模小，难以进行改扩建，其次部分养老机构房屋设施陈旧、且多为多层结构、无电梯。
　　在服务内容上也比较单一，除了生活照料外，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老人的精神需求。随着今后入住老人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现有的设备和服务内容更难满足老人需求。
　　而且，在这些机构中除了政府办的两家外，其余都是以租赁为主体，长宁区为了扶持社会力量新办养老机构进行了租金财政补贴等措施，但自有产权办养老机构少，客观上，由于租金上涨、能否续租等问题都会造成经营者不稳定。
　　在养老机构入住率上也呈现出了冷热不均的情况，位于青浦区金泽镇的长宁区安馨第二养老院因为路途偏远且刚开始招收老人，188张床位入住老人只有18人。目前民营养老院收费多在2500至3000元每月不等，一些中高端的甚至每月4000至6000元，但由于收费高，入住率也普遍不高。
　　受此影响，长宁区4211张床位目前实际入住只有2800多人，但在政府办的两家养老院却出现一床难求现象，主要原因还是费用问题，政府办养老机构收费每月只有1600元。
　　不过彭剑明认为，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才是影响老人入住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截至2011年9月，长宁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总数554名，持续从事三年以上护理员工作的人员只占护理人员的26.7%，在持证上岗率方面，占护理人员绝大多数的三年以下护理人员持证上岗率不过56.6%，远低于三年以上持证上岗率的96.6%。此外，初级以上专业护理人员紧缺，总共只有52人，尚不足总人数的10%。
　　在学历方面，各机构护理人员文化学历偏低，年龄偏大。该区554名护理人员中小学文化241人，文盲97人，一些护理员连签名都要以手印替代。此外，在护理型养老趋势日趋明显的形势下，护理人员配备缺口也很突出，按照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规定的护理配备标准，长宁区有27家机构未达到最低要求。
　　彭剑明认为，护理人员社会地位低，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就不多，同时，投资方为降低成本，力求利润最大化，对护理人员控制，也导致了护理人员和老人的配比不尽合理。而护理人员缺口又加大了工作强度，在收入普遍偏低(2000元每月左右)的情况下，不仅导致本地户籍人口不愿从事护理工作，而且导致即便来自外地农村地区的妇女的流失率也较高。
　　彭剑明认为这些都制约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因此他建议完善养老机构补贴政策，实行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岗位补贴。“将护理人员的职业规划纳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业培训计划中，造就一支较高专业护理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养老护理队伍。”此外，引导养老机构提高护理员招聘门槛，提高护理员收入待遇，吸引初中以上文化的中青年加入护理队伍，控制流失率。
　　针对上海2013年开始80%以上新增老年人为独生子女父母的情况，彭剑明呼吁政府部门要未雨绸缪，“421”乃至“8421”家庭结构渐成主体，十年二十年后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高峰期时，由于特殊的家庭结构，失能、失智老人必然无法在家庭与社区中得到照顾，进养老机构是必然的。
　　“现在不研究对策，将来就晚了！”他建议探索建立政府办福利型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的准入制度，建立评估机制，重点收住失能、半失能以及低收入困难老人。
　　在他的设想中，可以建立一个梯度养老服务体系——低收入困难老年群体由政府办养老机构承担保障性基本养老服务；中等收入老年群体，可以由其他社会公益性养老机构提供多样养老服务；高收入老年群体，可由营利性商业机构提供差别化、个性化服务。
　　“走出一条福利化、公益化、市场化结合的养老之路。”彭剑明解释，“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公益性养老机构应该占据主体。”
　　专业社工人才流失严重
　　上海是中国社工组织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庞大的社工队伍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成立于2008年5月的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务社就是一家专门从事为老服务的社工组织。其工作内容包括以“一院一社工”的方式进入养老院提供包括个案管理、护理员能力培训在内的专业化服务。在社区养老合作方面，则进行项目托管，比如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等居家养老进行专业化服务。该社工组之目前为老服务涉及浦东8个街镇，直接服务2500名老人，辐射近万老人。
　　乐耆的负责人胡如意告诉记者，该机构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福利彩票基金，“我们希望拓展资金来源，吸引更多企业、爱心人士参与。”胡如意介绍，社会普遍认为养老是政府托底工程，相比青少年、留守儿童而言，较少有基金会与企业、爱心人士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养老事业中。
　　然而，这还不是这家目前在上海颇具口碑的社工组织面临的最大压力，乐耆社工服务社共有34名社工，与养老院不同，这支队伍年纪普遍不满30岁，且资质较高，多为社工专业或老龄工作相关专业毕业，学历至少大专以上，还有两名硕士。
　　乐耆的创办最早源自浦东新区的政策推动，政府当时希望向敬老院派驻社会工作者，为此，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机构聘请养老社工后，政府每年每人岗位补贴2万元，加上养老院出的1.8万元，养老社工工资可以达到每年3.8万元。但这个标准五年来没有调整。待遇低同样导致乐耆社工服务社人员流失严重，浦东新区近80家养老院中最多时有18家养老院聘请了社工，其中14家与乐耆合作。但时至今日与乐耆合作的只剩下3家街道办性质的养老机构，与敬老院相似，养老社工也主要来自外地。
　　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尤其外地社工本土化难，在本地得不到薪资与晋升的发展，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养老事业逐渐发展，在积累到一定的经验后，这些社工都相继返回老家。
　　作为专业人员，胡如意们认为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服务目前都存在误区。比如，养老其实并不仅体现在“养”上，老人更有精神需求。“养老设施的规划存在一定问题。”胡如意举例，一个年轻化的社区到底否需要养老院或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因为缺乏专业机构的建议，养老设施定位选址不尽合理，其实政府部门压力也很大，每年都有一定的硬性指标，比如完成多少助餐点、床位数，考核的主要依据又是数据。”胡如意透露，“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内设有图书室，但报纸都是很久以前的，书本也没人翻看，但对考核而言，上架量确实达到了。”
　　在养老院服务内容方面，胡如意也觉得有很多问题，比如对老人需求一刀切，“我们觉得要精细化、多元化，将服务变为菜单式，老人可以自主选择。”针对社会上有关养老院护工粗暴对待老人的传闻，胡如意表示，并不是专业出身的护工整天面对失能、失智老人，一定会有情绪发泄，必须引入专业社工对护理员进行心理干预。
　　乐耆社工服务社目前只剩下三名养老社工，其中两名来自外地，“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很难留住。”胡如意告诉记者，这两名社工均为80后——25岁的小伙子刘文亮与28岁的齐俪俪，其中齐俪俪来上海后还攻读了复旦大学本科班，如今已成为一所街道办养老院副院长。
　　今年3月，齐俪俪被派往香港进行十天的培训学习，而刘文亮作为第二批也将启程。此外，乐耆社工组织还让他们作为资深养老社工去高校传授经验，“上海目前多所高校开设社工专业，但尴尬的是，老师们自己都没有社工经验，如何教这些学生？”胡如意认为齐俪俪们在上海大有用武之地。
　　对胡如意们而言，最为期望的是在政府扶持与引导下，社会各界重视养老社工，让其在为老工作中发挥更多专业作用。
　　“新人”有尴尬
　　养老，对这座城市的另一些特殊居民而言，有着不一样的尴尬。在上海生活工作了30多年的陈国辉最近返回江苏老家。他召集了施工队，对位于农村的那栋早已破败不堪的二层老宅重新修葺。陈国辉在上海拥有两套房产，他去年将其中一套卖了，其中50万元给拥有上海户籍的儿子，剩余的作为自己的养老基金。陈国辉没有上海户口，目前养老的唯一保障便是多年前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我好多亲友都跟我相似，我们这些人多年来始终没能融入上海人的圈子，退休了肯定也不可能跟上海的老人一起玩，大家都倾向回老家养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子女。”
　　在上海，曾经施行的蓝印户口政策以及持续多年的人才引进政策，使不少外地独生子女入籍，成为新上海人，而他们的父母也将逐渐跨进老龄队伍。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实际在上海生活的外地户籍老人将逐渐增多，这无疑是上海养老的一个新增压力。
　　不过由于目前医疗保险的区域结算问题以及生活压力与文化的差异，这部分潜在的老人人群较多倾向于在老家养老。
　　陈国辉回老家养老会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这体现在由于年轻人入城，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持续增加，但当地养老机构、医疗条件、社会保障等问题较之城市地区要突出得多。
　　“走一步算一步，先在老家呆着，等生病尤其是瘫在床上了，还得回上海。那时如何养老送终，就看我的福气了。”
　　陈国辉一声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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